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镇乎？”

 

“言出乎身”，“言”就是言语、言辞，从口中吐露的言语、言辞，从我们身体之内，显现于外界。“加乎民"，“加”即是影响的意思，就会影响到普通的民众，不要看轻言辞的力量，说出来，对所有的人民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文中的“君子”，指当权贵族更貼切）。

 

“行发乎迩”，我们在近处做出来的任何具体行动。“见乎远”，即使在远方也会显现出来被人看见。

 

“言行”，即言语和行动。“君子之枢机”，是君子最关键的事情。“枢”指门。传统古代的门，门边有一个轴，轴令门能够开关，这叫作“门枢”。门枢可说是门最重要的部分。门开了，就有了光明，人就能够出人；门闭上，屋子就变得黑暗，人就不能够出入。“机”是古代的弩机，“弩”是一把附有机械装罝的弓，将弓拉至尽头，它便停在那里不动，用时按掣，箭就发射出去。按掣令箭发射的部分就叫作“机”。一按“机”，箭或者射中敌人，或者射不中敌人，因此，“机”是弩最重要的部分，由它控制箭的发射。

 

作者说“言”和“行”都是君子最关键、最重要的事。好像门的“枢”影响明暗出入，好像“机”用来发射，箭或者射中，或者射不中。如果能够射中，或者能够开门，就得到荣誉；如果闭门或射不中，就带来耻辱。

 

“枢机之发”，“枢”和“机”的发动。“荣辱之主也”，是令君子得到荣誉或耻辱最关键的、最主要的原因。

 

传统采用东汉郑康成的解释，即刚才上面所说的解释。可是清代大学者王引之就引用了很多古籍内用到“枢机”文字的句子去分析比较，认为“枢”和“机”都是指门户。“枢”固然是门，而“机”亦是指门阙的部分，是门关键的地方。王引之认为“枢机”只是说门户而已。

 

当代的高亨教授，看到王引之《经义述闻》这一说法后，又引用了其他一批古籍的文字，认为“枢机”两字都只是指弩而言。因此，两个字都是指射箭的节。各位通过这一例子可以知道，单靠古籍内的文字作为比较，认为得出的意义是正确的，是否一定合理？如果这方法是正确的，为何两位学者客观比较其他古籍类似的文句，却得出不同结论？谁对谁错？能凭这方法决定吗？（王引之、高亨之说见《周易大传今注》卷五注解十四，齐鲁书社，一九七九年版，页五五〇、五五一。）

 

要判断王、高二氏谁对谁错，应从《系辞传》本文文意来确定。从《系辞传》来说，往往是对比成文，阴阳并用的。上文爻象、吉凶、死生、阴阳，全都是对比成文的，言行何尝不是对比成文？郑康成细心体会到《系辞传》作者的想法，拿“门”和“弓"两件事物，来反映言行是两件亊，应该是更合理的说法。难怪两千年来的注解家都没有人有异议，认为郑康成的解释是对的。干.引之虽然是清代伟大的汉学家，但汉学家研究学问之得，同时就是他们之失，因为他们故步自封,只从文字原意着想，没有想到不同的人用相同文字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这是说人类的言行,人类已经够渺小了，人类的言语行动则更为渺小。但是一个君子能够通过万事万物互相感应这个普遍原理，令巨大如天地，都会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影响。这不是迷信，而是把宇宙感应原理扩大的夸张说法而已。因此，孔子就通过这个爻辞，由特殊的“鹤鸣子和”事件,引申到人的言动会受到其他人的感应。再由人类行动的互相感应，再

推进一步，人类中，谁对其他人影响力最大？就是所谓“君子”。这里的“君子”虽然是指有道徳、有学问的人，但更重要是指孔子之前、传统所指的“君子”。传统的“君子”是指贵族、指大小的统治者。他们的一言一行能影响国家的措施，而国家措施的好坏，又能影响人民的祸福。因此，他们要特别谨慎、注意言行，所以文章中所说的“君子”不是指我和各位，而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因此孔子回答定公所问时，便有“不几T-一言而兴邦”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之说（见《论语•子路》）。《大学》也说：“此谓一言愤节，一人定国”（《传》之九章），后来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是儒家的后学在孔子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及提倡的主张。不要说行动的影响，甚至轻微的言论，都会导致兴邦或丧邦的严重后果。

 

有了这个作为前提，由仁君的施政影响国家、影响万民，再推进一步，这种感应的原理应该是宇宙万事万物感应的原理。因此，一般人的作为同样可与天地相感应。于是将原本特定的小事件，扩展变成宇宙普遍的原理；再应用这个普遍的原理，来指导执政者应慎重言行;再由执政者降低到我们普通学习《易经》的人，明打《易经》这感应的原理，我们也要慎言慎行。慎言慎行就是回应上文“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这两句，指要注意“言”和“动”。这样就紧扣、回应了上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