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大约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十篇大都形成于战国时期，二者的时间差距长达七八百年，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录，体现了不同的思想内容。但是，《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对《易经》的卦爻符号与卦爻辞作了全面的解释，所以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其差别表现为前者是巫术文化的产物，后者是人文文化的产物。其联系则表现为《易传》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以传解经，牵经合传，使经传共同体现一种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核心观念的阴阳哲学。
在中国文化史上，先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中坚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周易》的经传合一的成书史以浓缩的形式反映了这个形成过程，因而易学研究既不能把经传等量齐观，也不能把二者彼此割裂，而应该立足于文化史的整体意义，去着重探索从《易经》到《易传》的历史，弄清《易传》对《易经》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弄清体现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及其中坚思想的《易》道得以形成的过程。
《易经》作为一部卜筮之书，由卦爻符号与卦爻辞所组成。它的卦爻符号由蓍草排列所形成的数与形的变化定型规范而来，本身蕴含着一种象数关系。它的卦爻辞以筮占记录为素材加工改造而成，其中蕴含着一定的义理。但是，《易经》的象数仅仅具有筮法的意义，它既没有用阴阳学说对九六奇偶之数作出哲学的解释，也没有从各种杂取之象中提炼出八卦的基本卦象。至于其义理的方面，虽然比原始巫术的神人交感观念前进了一步，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但仍然处在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观念的支配下，把世界看作是天神支配下的而不是在阴阳规律支配下的统一体。《易传》和《易经》相比，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它对《易经》的象数与义理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使二者在阴阳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结合。照《易传》看来，天道有阴阳，地道有柔刚，人道有仁义，天地人三才各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势力，合起来说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把阴阳相应，协同配合的和谐境界叫做中和。中和的极致名曰太和。认为太和既是宇宙秩序的本然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可以看出，《易传》的这种义理内容是《易经》所不具有的。此外，在象数方面，《易传》把卦爻符号改造成为一种表现阴阳哲学的必不可少的形式。照《易传》看来，数有奇偶，卦分阴阳，爻主刚柔，这些都是圣人观察了天地万物的阴阳变化后特意画出来进行仿效的。一卦六爻，上两爻象征天道，下两爻象征地道，中间两爻象征人道，六爻之间所结成的承、乘、比、应、时、位、中的各种关系，则表现了阴阳两种相互对立势力的交镨联结.、.斗争消长的复杂情况。卦爻符号的这些意义，也是《易经》所不具有的。因此，《易经》和《易传》在象数与义理方面的区别，关键在于前者只有天命神学观念以及数卜、象占的巫术思维后者则建构了一个阴阳哲学的体系。、... …
但是，由于《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不能脱离《易经》而单独存在，必须按照以传解经、牵经合传的原则，把自己所建构的阴阳哲学说成是《易经》所固有的，并且力图在《易经》本文的卦爻符号与卦爻辞之间建立一种逻辑上的联系。《易传》的这种做法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易经》的象数与义理原有的文化意义，而且长期以来使人们误认为《周易》是一部经传合一的完整著作，其中蕴含着一种以阴阳哲学为基础的高深奥妙的《易》道。实际上，所谓《易》道是《易传》于战国末年总结了诸子百家共同的文化创造才形成的，并不是《易经》所固有的。从《易经》的天命神学到《易传》的阴阳哲学，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道路，它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基本线索从总的方面来说应该与先秦文化史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线索相符合，而木能与之枏背离。如果说《易传》为了提高X〈易》道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把阴阳哲学说成是伏羲氏仰观俯察而来，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那么我们今天脱离先秦文化史的背景，仍然想从原始的卦画中来寻找阴阳哲学的起源，就不大恰当了。
从《易经》到《易传》的这一段历史，相当于一部先秦文化发展史，可以大体上划分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人类意识觉醒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其中贯穿着一条人文主义文化由萌芽、兴起到髙涨的基本线索。易学的演变与阴阳哲学的形成是和这个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经历了一次宗教思想的变革，周人根据当时社会变革的葙要，把殷人的置鬼神于首位而贬抑人亊的宗教思想改造为强调尽人事的宗教思想。因此，周人对卜筮巫术的葙法与殷人相比，也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殷人事无大小都要求神问卜，盲目地把鬼神看作是以必然性统治人们的神秘威力，放弃人事的自主活动。周人则往往根据一定的理性原则来处理神人关系，而不必像殷人那样完全依赖卜问、盲目地迷信鬼神。《尚书洪范》有一条材料，记述周人为了作出最佳决策，除了征求龟卜和筮占的赞同以外，还要加上君主本人赞同、卿士赞同、庶人赞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大同”。至于对卜筮的解释，“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在不同的解释中取其多数。可以看出，周人对卜筮的看法是和他们的那种强调尽人事的宗教思想完全一致的，这就为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转化开辟了一条通路。
但是，在整个西周时期，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仍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它是当时唯一的意识形态。在它的统治下，思想领域停滞沉闷，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受这个时期总的形势影响，易学处于停滞沉闷状态，没能提出一种哲学世界观来取代或者动摇天命神学世界观。
易学的进展与阴阳哲学的孕育是在春秋时期开始起步的。春秋时期的三百年间，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点。春秋介于西周和战国之间，和西周相比，它打破了那个沉闷停滞的局面，使人们的思想开始动荡起来，但是却完全不像战国时期喧闹沸腾，变化剧烈。这种历史特点的主要表现是：既要求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而独立思考，又没有和传统文化完全决裂，虽然提出了一些零星片断的崭新观点，却没有形成与天命神学相对立的完整的体系，传统与创新、理性与信仰的斗争错综交织。春秋时期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为战国时期的茛家争鸣准备了思想条件，是中国古代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在这个时期，易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尚未实现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的转化，阴阳哲学虽然开始孕育，但只是童的积累，尚未建构成一个新型的世界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学和阴阳哲学屈于两个不同的发展系列，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并没有汇集合流为一个统一的《易》道。下面我们分别就这两个方面作一点粗略考察。.
就易学方面而言，首先在人们对卜筮的看法上，人文的理性的因素有了显著的增长。比如《左传》桓公十一年记栽，楚国的斗廉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倍公十五年记载V晋惠公被秦国俘虏，后悔说，如果先君晋献公听从史苏的占卜，不把伯姬嫁给秦国，就不至于到这个地步。韩简却认为：“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丨”《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鲁国的南蒯打算叛变，占得《
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以为大吉大利。但是子服逬伯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认为“《易》不可以占险”，只有具备善良品德的人用来占问忠信之亊才会有灵验，否则，即令筮得吉兆，也一定会失败。《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国的穆姜被迫迁于东宫，占得《
随卦》。太史劝其出走，但是穆姜本人却认为，《随卦》卦辞“元亨利贞无咎”，意思是只有具备元亨利贞四种品德才能无咎，而我作为女人参与动乱，自取邪恶，并不合于《随卦》卦辞，岂能无咎？可以看出，虽然春秋时期人们仍用卜筮来解决重大疑问，但并不盲H信赖《易》占的筮兆，而着重于以淸醒的理性来探索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对于推动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转化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说明当时一些人已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从理性的角度对《易经》这部卜筮之书迸行批判和改造了。
其次，人们对《易经》的义理也提出了一系列立足于人文主义的新解。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国的彘子违反中军统帅桓子的部署搲自出兵，知庄子不通过if卜而直接引用《
师卦》初六爻辞进行分析。这条爻辞说：“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是，军队行动必须有纪律，否则就会失敗。因货:，知庄子得出结论说，“此师殆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派大夫游吉到楚国聘问，被楚王拒绝，要郑国国君亲自来。游吉也没有占卜，而是直接引用《
复卦》上六爻辞“迷复凶”来分析楚王本身的行为。他认为，政徳是国君应该抓住的根本，作为一个国君而竞然抛弃了根本，还要恃强凌弱以满足自己的权势欲，就好比一个人迷失了道路而想回来，却不知道回到何处，这就必然导致不吉的后果，所以楚王活不长久了。这些解释可以说是开了后世义理派易学的先河。《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对“元亨利贞”所提出的新解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四个字的本义，据李镜池、髙亨先生的研究：元，大也，亨，即享祀之享，利，即利益之利|贞，即贞卜之贞。合起来说，犹言大享利占。但是穆姜却对它们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解释为四种最崇髙的品德。她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I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穆姜的新解后来为《易传》的《文言》完全袭用，就这一点而言，说明巫术文化业已转化而为人文文化了。表面上看来，穆姜的新解似乎是对本义的一种歪曲，但是，这种新解符合中国文宇本来具有的多义性的特点，而且适应当时人们推进文化向前发展的普遍的需要，所以能为人们所认同。
第三，春秋时期人们对象数关系的解释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西周时期，对卦画的意义作了某种说明的，现存只有《尚书洪范》中的一条材料。这条材料说：“稍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这是说，龟兆有五种，筮兆仅有贞、悔二种。贞是内卦，悔是外卦，占问吉凶以卦画所呈现的内卦和外卦的交错关系为据。春秋时期留下的文字材料证明，这个时期出现了卦象说，把卦画解释成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包括自然之象与社会之象，有象征具体事物的，也有象征抽象观念的。根据或本于卦爻辞，或本于卦画。方法则用类推对比。关于象数关系的解释，朱伯崑先生概括为三说即“变卦说”、“取象说”、“取义说”。所谓取象即取其具体事物之象，取义即取其抽象观念之义，前者后世称之为“卦象”，后者称之为“卦德”。所谓变卦是一种新的占法，强调应根据“本卦”和“之卦”的变化来决断吉凶，与原来局限于重卦中贞悔内外关系的占法不同。所有这些新的解释虽然目的都是为了用于卜筮，大多是牵强附会，胡乱类比，但是其中贯穿着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混杂有根据现实的生活经验进行推论的成分，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思维水平的提高和理性的觉醒。
在春秋时期，已有人用卦象来表示对天道的新看法。《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诸侯亲附他，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勒，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穹，天之道也。”史墨认为，《大壮》的卦象是®在天之上，雷本来在天之下，现在转化为天之上，这种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是“天之道也”。从社会现象来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君和臣的地位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从自然现象来看，商岸可以变成深谷，深谷也可以变成山陵。因此，《大壮》的卦象就灶对这些自然和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反映，蕴含着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哲学道理。史墨的这种解释完全立足于人文主义的理性而毫无宗教巫术的色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把这种解释看作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为它表明，在当时理性觉醒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人们已经开始把用于卜筮的卦象改造为表现哲学观点的工具了。
春秋时期对易学的象数与义理的解释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只是停留于提出一些零星断片的创新的观点，而没有形成一个与传统的天命神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这种情形除了受外部历史条件的制约以外，还有一个内部的思想上的原因，即没有引进阴阳学说，无法使象数与义理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结合。因为如果不引进阴阳学说而只是解释八卦的卦象，就不能把八卦构成一个完整的如同《易传》那样的八卦哲学的系统，使之具有乾坤六子的意义，同时，由“一”、“一”这两个基本符号推演而成的那一套卦爻结构也不能得到全面的解释，使之构成如同《易传》那样的承、乘、比、应的交错联结关系。在春秋时期，阴阳学说胰于另一个发展系列，和易学了样，也经历了-个量的积累过程，尚未形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如果易学不与阴阳学说相结合，二者仍然是双蜂对峙，两水分流，是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易》道的。
本文出自国易堂，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ap.guoyi360.com//zytd/924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