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陈杞世家》论赞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司马迁所说的“幽明”之“术”,指的是作为卜筮术数的《周易》能够显示“无形之幽,有形之明”,预测政治人事的吉凶趋势。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时期,巫史卜祝颇不易分>汉代史官虽然与卜祝分离,但作为天官仍与卜祝有着血缘联系。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司马迁从父习《易》,都是因为太史必须掌握《周易》术数。司马迁真诚地相信《易》术,这不单纯是出于史官的职业思维,而是涉及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它构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表明司马迁相信神学目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推动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史记》中的《易》占材料不是孤立的,它与书中几百条关于星占、祥瑞、灾异、占梦、预言、鬼神、善恶报应、五德、三统等天人感应材料一起,共同体现司马迁对天人之际的思考和探讨。
《史记》的一些篇章记载了《易》占事件,《陈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三次记载周太史和齐懿仲卜陈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后将取代齐侯;《魏世家》、《晋世家》两次记载毕万卜仕晋国之事,卦象显示毕万之后必大。此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齐太公世家》等篇章中也有一些占卜记载,《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更是为占卜者所作的传记。这些占筮材料大都在《左传》等先秦古籍中找到原始依据,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把它们写入《史记》,它们也就成为研究《史记》思想的重要依据。《史记》在记载占卜之后必载应验结果,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司马迁根据古籍作史——《左传》等古籍就记载了不少占卜的应验情形,像《史记》所载的陈完、毕万之卜在《左传》之中都有占验记载。但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相信卜筮能够预测天命神意。《史记•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就是记载占卜者为统治者决策提供神学依据的业绩。《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日者、龟卜都是充分肯定的。《史记集解》引张晏注,以为《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已缺,今本为褚少孙所补。但传记的基本思想倾向与《太史公自序》是一致的。司马迁认为只有“通人达才”才能关注这些精深的《易》术,因为《易》术所揭示的是天道性命这一类深微的问题,圣如孔子者也只是到了晚年才喜爱《周易》。司马迁在《田敬仲完世家》论赞中说:“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之卜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就是说,田氏代齐并不完全是由历史态势的发展而导致的,而不过是应验当初占卜征兆而已。《周易》这种幽明深远的术数揭示了田氏代齐的神明之意,不管齐国公室怎样努力避免覆灭的命运,也不管田氏有无政治野心,事态的发展最终都难以逃脱天地之定数。《田敬仲完世家》就是以“遵厌兆祥”为传记主题。《史记》中的这些《易》占材料虽然对研究司马迁思想有一定价值,但它所体现的是司马迁思想中的时代局限和认识局限,不宜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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