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在评论扬雄《太玄》时指出:“ 亦此所谓天道，虽颇排斥神仙图谶之说，而仍不免本于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察自然之理，符之于政事法度。其所游心，未超象数。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汤氏之论甚为精辟，受时代思潮的局限，扬雄在模拟《周易》经传，尤其是模拟孟京卦气易学创作《太玄》的学术实践中,自然深受西汉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影响。其所构建的，是一一个涵盖天、地、人的时空合一的宇宙图式，在这个图式中，自然变化与人事吉凶,通过一系列象数的手段而耦合在一起。这粗略看来，自然不脱孟京易学的窠臼，但若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扬雄《太玄》在易学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首先，《太玄》以《易》而非《易》的形式终结卦气易学,使易学重新回归到《周易》经传本身。
《太玄》虽属准“《易》”而作，但毕竟是拋开六十四卦爻象的体系另起炉灶，所以不属于传统易学的系统，与孟、京易学也是神合而貌离。而正是《太玄》这种“《易》而非《易》”的形式，使其在“以玄为体、阴阳为用”天道观的表达上、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的构建上以及各种数术的融合上，较孟、京易学在六十四卦的框架内吸纳各种数术以构建其天人感应的占验工具，要合理得多、简易得多、完美得多，从而也就杜绝了学者在《周易》六十四卦的框架内，进- -步构建、补充或完善卦气易学的可能，使易学研究又回归到对《周易》经传和传统象数的意义发掘上。东汉时期官方学派的孟京易学衰微，而作为民间学派的费氏古文.易学兴盛起来，一些著名经学家陈元、郑众、马融、荀爽都学习和传授费氏学，易学遂在对《周易》经传的诠释中发展起来。这种学术的转向，不能不归功于《太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太玄》堪称西汉卦气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又意味着汉代卦气易学的终结。
其次，《太玄》高扬易学的道德指向，使道德重新成为人们修身处事和价值评判的依据。
《周易》虽起源于占筮活动，但从其成书之日起，即透露着强烈的道德意识和人文精神。形成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德的阐述，使《周易》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成为人们立德、修身和处世的人生教科书。但就西汉官方易学的代表一孟、 京易学来看，其重在构建“天人合一”的宇宙占验图式，使易学成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工具，这就使“自然之变”及其“推究之术”成为易学考察的重点，而《周易》与生俱来的道德思想，则被忽视了，不再成为阐述的中心。故《京氏易传》中满篇皆是“阴阳”“刚柔”“动静”“升降”“ 进退”“消息”“飞伏”“得失”“往来”等，而不言“道德”。
《太玄》虽然在卦气易学上模拟了孟、京易学，但其思想旨归，却在于“道德”二字一一 这当是扬雄创作《太玄》用力之所在，也是扬雄易学，乃至整个学术思想的根本。《玄挽》:“啧以牙者童其角，挥以翼者两其足，无角无翼，材以道德。”扬雄认为:人与鸟兽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此是直接继承了孟子的人性论思想，所以在《太玄》八十一首首辞和首测的撰写上，赋予了强烈的道德评判意识。扬雄认为，君子小人之辨，在于其是否以道德为行事的标准，而君子要以德服人。
如《强.次五》日:“君子强梁以德，小人强梁以力”;《躦.次四》日:“拔我不德，以力不克。测曰:拔我不德，力不堪也”。道德是决定人生、事业成败的根本因素，积德者昌盛，而失德者衰亡。如《溪.次二》日:“冥德溪天，昌。测曰:冥德之溪，昌将日也”;《失●次二》日:“藐德灵微,失。测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微也”;《剧.次三》日:“酒作失德，鬼賧其室。测曰:酒作失德，不能将也”;《去●次七》日:“去其德贞，三死不令。测曰:去其德贞，终死丑也”。对于统治者而言，要以德治国，有德则可长久，无德则不可长久。如《常●次三》日:“日常其得，三岁不食。测曰:日常其德，君道也”;《更.上九》日:“不终其德，三岁见.代。测日:不终之仪，不可久长也”。因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于人有道德，所以扬雄特别重视儒家“格物”“自省” “慎独” “慎微”等道德修养的工夫。如《格.次二》日:“格内恶，幽贞。测曰:格内恶,幽贞妙也”;《差●初一》日:“微失自攻，端。测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周.次三》日:“出我人我，吉凶之魁。测曰:出我人我，不可不惧也”。《太玄》 首辞和首测中还有很多以道德评判是非、吉凶、祸福、成败的论述，就不一一阐述了。
最后，《太玄》弘扬易学的简易之道，使易学率先从西汉烦琐的经学中走了出来。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西汉官方经学逐渐形成恪守“师法”“家法”的传统，各经各家博士所作的经学章句被弟子奉为圭臬，不能更改或违背，这就逐渐使学者走上了抱残守缺又烦琐冗杂的学术路途。班固《汉书●艺文志》在总结章句之学带给儒学的危害时说: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宇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对于易学而言，汉初“训诂举大谊”为特色的治学方法早已不复存在，《周易》自身特有的卦爻符号系统以及占验功能使之成为吸纳一切数术的工具，西汉官方易学逐渐走上了烦琐、庞杂和神秘主义的学术歧途。在《法言》中，针对当时日益烦琐的章句经学，扬雄号召人们向着孔子的原始儒学回归，号召学者走简易经学之路。《法言●寡见》日:
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日:“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者之学耕且养，三年通一经。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聾悦，恶在老不老也。”或日:“学者之说可约邪?”日:“可约解科。”
“可约解科”，可谓是扬雄改造官方烦琐经学的主张和方法，而这又集中体现在其模拟《周易》创作《太玄》的学术实践上。就扬雄之前的易学发展态势来看，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卦气易学在西汉经学阴阳灾异化的学术思潮的推动下逐渐走向极端，我们通过京房的《京氏易传》一书可以看出，京氏将干支、律历、建候、积算、五行、星占、风角等各种数术一并纳入了易卦体系，企图构建-一个 占验天地人的系统体系。
这种努力，固然在易学理论的探索上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却使一贯有简易之义的易学不但难于被学者理解和掌握，还因各种数术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而难于达到统- -。这也说明了易学在烦琐经学之路上走到了尽头。扬雄《太玄》通过对《周易》经传的模拟，所用的手段是正是“训诂举大谊”，通过训诂的手段以“首”名代“卦”名，诠释了易卦的基本意义;通过撰写首辞，赋予了易卦新的时代精神和哲学意义。扬雄《太玄》虽亦模拟了孟、京易学，但其以数为本、以数为先、以数明理、以数统象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以一种虽机械却简单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宇宙图式。扬雄万物统- -于数的创举，虽别出心裁，深究起来，仍.有着易学象数的渊源;而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向学术界宣告了汉易吸纳易外数术构建宇宙论的破产，终结了后人继续探究的可能，从而启发人们向先秦易学回归，走简易易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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