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有“变经”之称，其实，变与不变总是统一在一起的。王夫之就说:“《易》兼常变。”（《周易外传•系辞下传》）《易》之名本身也含有常变之义，孔颖达在《论易之三名》中引郑玄《易赞》和《易论》的话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卷首）变易为变，不易为常，变易不易合起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常变观。《周易》不仅有常变之名，更有常变之实。《系辞》有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然而事物有变就有常，有常就有变，《周易》既在“变动不居”中显示了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又在恒常通久中表现了“惟变所适”的可变规律，这种“常中有变”、•“变中有常”的思想就是所谓的“天行”，即天道运行规律。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蛊卦•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卦•彖》）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剥卦•彖》）
事物运动，由始到终，终了又始，循环往复，变又不变，这就叫“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复”的意思就是事物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始之位，可见，“复”就是变中有常的天道运行规律。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唯有天道规律本身是不变的：这天道规律永恒不变的最高表现就是天上地下、阳尊阴卑。《系辞》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矣定。”事物变化必须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体现尊卑长幼的秩序。这种常变规律也是《周易》成卦的根本原则。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
《周易》每卦六爻，代表三才之道，三才之道又各有阴阳、柔刚、仁义之分，故曰：“兼三才而两之”，“六画而成卦”。六画就位次而言，可“分阴分阳”，即以初、二之位为地之阳、阴，三、四之位为人之阳、阴，五、六之位为天之阳、阴。阴阳之位，对立统一，反映了道的恒常不变的模式；就爻变而言，六画乂“迭用柔刚”，即六爻与六位迭用，或刚或柔，运动不息，变化不止，所谓“爻者，言乎变者也”，它体现了道的运行变化状态。六位的阴阳与六爻的柔刚，也即道之常与变，彼此交错，互相迭用，构成了易卦的根本组成规律。
刘勰借用《周易》变与不变的思想来说明“为文之用心”的道理，形成了《文心》中独特的文学常变观。
（一）经意有常、伟辞自铸
刘勰在《辨骚》篇说《楚辞》之作，“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他认为经是常，是“恒久之圣道，不刊之鸿教”，所以为文必宗经：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
“情深”、“事实”指真，“风情”、“义直”指善，“体约”、“文丽”指美，这“六义”是刘勰从经文中总结出来的真善美的艺术标准，它们是写作的根本要求和最高原则，是不变的常规。因此，创作要“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
刘勰虽然认为圣文雅丽、衔华佩实，以圣文为文章写作的典范、楷模，却并不否认文章的发展变化和作者的艺术独创。他通过对文学发展史的考察，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的变文发展观点。另外，他在“文之枢纽”中不仅要“师乎圣，体乎经”，还要“酌乎纬，变乎骚”，强调文学发展中“变通趋时”的规律性和文学创作中“变通适会”的灵活性。
刘勰的文学常变观在对《楚辞》的评论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从文学的发展看，经是正体，骚是变体，中国文学史上作品的发展，由正体而演化成变体，《离骚》乃是变化的端绪。刘勰怀着赞赏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首创的变体，说它是继《诗》之后的“奇文”，是“《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是文章变体的杰出代表。从艺术独创来看，《楚辞》的作者“自铸伟辞”，以独创为能事，创造出了“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艺术杰作。刘勰充分肯定了屈宋的艺术独创和《楚辞》的华丽文采，《事类》说：“观乎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时序》又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这些都表明刘勰是提倡文学的变化发展，赞成文辞的自铸独创的。然而，刘勰又并不主张无条件的变化发展。他认为“自铸伟辞”的前提是“取熔经意”，只有“依经以树则”，“附圣以居宗”（《史传》），把握经典这个常体，“执正驭奇”，才能制胜文场。根据这个标准，刘勰区分了《楚辞》与《风雅》的“四同”、“四异”，指出了《楚辞》的不足之处，最后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要求。刘勰就是这样本着“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的常变观点来评价《楚辞》的。
（二）文体有常，术数无方
“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这里把“有常”的文章体裁与“无方”的写作技巧对举，提出了文体与技巧之间的常变关系。
我们知道，文章的各种体裁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又进一步总结了诗、赋等十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刘勰则在《文心》中用二十篇的篇幅来“论文叙笔”，探讨文章形体的外部要求，总结各种文体的常规，如“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明诗》）“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诠赋》）诗赋的这些特点都是由文体决定的，刘勰说是“即体成势”、“循体而成势”。虽然具体写作过程中也有一些变化，但文章写作“各以本采为地”（《定势》），遵循文体的基本要求，始终是写作的不变法则。
与文章体裁有基本要求、固定常规相反，写作技巧、创作活动则是灵活多样，变化无常的。“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物色》），“诗有恒裁，思无定位”（《明诗》），表述艺术生产是一项个体性极强，独创性极高的创造活动。而人之禀才，迟速异分，由于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禀赋各不相同，因而文思利钝也不相同，有人精雕细刻、反复咀嚼，像司马相如、扬雄、王充、左思等，俱为“思之缓也”；有人文如泉涌、一气呵成，如枚皋、曹植、王粲、阮瑀等，俱为“思之速也”（《神思》）。再说，创作过程是以想象为主的形象思维活动，刘勰允许并赞成艺术家有驰骋艺术想象的自由，他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神思》），“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隐着》），并由此而认识到创造活动中复杂微妙、千奇万状的情形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
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神思》）
刘勰还就文章体裁与文思技巧之间常变不同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通变》）。因为文体的基本特点有一定的常规，所以要研究过去的作品，熟悉文体的规律；又因为写作技巧没有固定的章法，所以要努力创新、大胆突破，这才是“通变”的精义。范文澜说得好：“通变之术要在‘资故实，酌新声’两语，缺一则疏矣。”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没有机械地看待文体之常与技巧之变，他认为文体之常是常中有变，技巧之变是变中有常。《文心》文体论各篇按照“选文以定篇’’的原则，结合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具体地分析了文体的古今之变，揭示了每种文体的变化情况，然后再“敷理以举统”，总结文体的写作常规，说明文章体裁的独立性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创作论各篇则本着“剖情析采”的原则，研究“为文之用心”，尽管文思无常、术数无方，刘勰还是要致力于探颐索隐，变中求常，为后生指迷问津，总结经验。例如，对于构思运笔，他提出“草创鸿笔，先标三准”（《熔裁》）；对于文章体势，他主张“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对于夸饰的运用，他要求“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夸饰》）；对于引用成语典故，他说要“取事贵约”、“据理须核”（《事类》）……这些都是刘勰概括的创作规律，它们具有恒常不变的性质，即所谓“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思无定契，理有恒存”（《总术》）。由此可见，有常之体是经历了历史的演变才形成的，是由变中得来的；无方之数经过逐渐积累总结，也必然向有常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有常之规。这就是刘勰所持的辨证的文学常变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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