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一部沟通天地人,在著作的结构中体现宇宙意识,是《吕氏春秋》的创作宗旨及结构编排特点。这一特点并非无所依傍、自出机抒,而是其来有目的。其渊源便是《易经》。《易经》的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易经》卦象之后系以卦爻辞这个最基本的结构之中,蕴藏着沟通天地人的信息。《易》经共有六十四卦,卦象是由八个经卦重叠交错组合而成。依据《说卦》的解释,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个经卦最基本的象征之物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卦象全部取自自然现象。卦象来自自然,卦爻辞与人事密切相关。设立卦象的目的,也正在于对应解说人事,预测人事吉凶。这种卦象与文字相对应,天地自然万象与人事相对应的结构,包蕴着沟通天地人的意向。
2、六十四卦上经和下经的编排中包蕴着沟通天地人的意向。《易》本经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这种分经方式由来已久,在西汉前已经确定。为什么采用了这种分次,而没有采取每部分三十二卦、平分秋色的结构?这种结构编排,是不是隐寓着编撰者的某种哲思?上经起首两卦是《乾》和《坤》,象征天与地,讲的是天道与地道;下经首卦是《咸》,讲的是人道之始。这样,可以说,在对上下经分编的结构安排之中,蕴含了天地人相呼应的关系。
《易传》对六爻来源的解说,揭示出《易经》隐含的沟通天人特性。《易•系辞下》曰: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
周易《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传》指出《易经》“广大悉备”的特点,即包容天地人,把六爻的来源和性质归结于作《易》者对天道、地道、人道的参照和取用。
为什么《易经》会有这样一种结构,是编撰者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而成?应该说,尽管后人对编撰者用意的推测与想象,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其原创时的精神,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即,编撰者如此安排结构,绝非妙手偶得之,而是有总体构想的,否则不可能如此严整缜密。
《易经》沟通天人的结构编排体例,在秦代的《吕氏春秋》一书中得到回应。《吕氏春秋•序意》篇对该书的创作宗旨与目的作了如下说明:“上揆诸天,下验之地,中审_之人。”又说:“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这里,同样也对天道、地道、人道,即天地人的固有本质作了界定,确切表明其意在沟通天地人的创作目的和气魄。而且,编撰者的确是依照这个宗旨来设计全书结构的。在把沟通天地人这一宏大观念具体化在书的结构中时,《吕氏舂秋》有自己的特点,与《易经》不尽相同。
《吕氏春秋》建构了一个象征性的时空构架,以此来实践沟通天地人这个结构原则。全书分为三部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是按照春夏秋冬时间序列编排的,是时间纵向流程。而其八览和六论,则正如杨希枚先生所论:“《吕氏春秋》的八览、六论也同样是或象地数,或象天地交泰之数;尤或隐寓六合、六虚、六漠、八极、八表、八弦之类的宇宙观思想。”如此一来,十二纪包纳了春夏秋冬时间概念,八览和六论包纳了天地八方空间概念,二者合起来就是一个涵容天地的宇宙。
《易经》与《吕氏春秋》二书不仅在结构编排上有相近似的特点,它们还具有几个共同的基本结构数字:四、八、六。
《易经》由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构成,八经卦由三爻组成。这样,二和三就是其最基本的结构数字。这里,我们不说二和三。除此,据《系辞上》的解释,八卦的产生是源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四象就是四时。八经卦排列组合,重叠成每卦六爻,衍生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那么,四、八、六也是《易经》的结构数字。《吕氏春秋》十二纪以春2秋冬四时为序,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论文,共六十四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这样,其基本结构数字也是四、八、六,与《易经》相同。
《易经》和《吕氏舂秋》都有四、八和六这几个结构数字,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我们认为,这几个基本结构数字都与时空概念密切相关;编撰者运用它们所要表达的哲学意蕴是一致的,都意在建构一个包举宇宙的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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