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观卦•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说的“神道设教”是《文心•原道》篇的理论根据，是刘勰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首先“神道设教”的思想把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统一起来，以“天之神道为本体，以民之教化为效用”，显示了体用不二的思想特色。这与刘勰一方面要原道溯源，确立文章的本体渊源；另一方面又要载道设教，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的体用思想完全相符。《原道》篇所说的“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其次，“神道”乃抽象之本体，所谓“道心惟微”，“神道难摹”，其中精义只有圣人才能心领神会。圣人通过画卦设象、敷章擒文来阐微显幽，昭示天下，这样圣人就成了原道设教的中介。刘勰在篇中也正是这样论述的，他把伏羲、孔子等儒家圣人看作是联系“道心”与文章，“神理”与教化的中介，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提出了“道一圣一文”三位一体的文学思想。第三，在《周易》中，“观”的思想特别突出，“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方法也是“观”。圣人上观神道，极深研几，故“四时不忒下观民风，体察人情，故“天下服矣”。刘勰继承了《周易》上观下察的说法，认为圣人“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从而创典立文，鼓动天下。
弄清了《原道》篇的思想渊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刘勰是怎样具体运用“神道设教”的思想来论述文学的体用问题了。纪昀在《原道》的题评中说：
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
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
这就告诉我们：刘勰的髙明之处在于他能自觉地对文学问题探本溯源，把文学的起源上升到道的高度，以“自然之道”（“神道”）作为文章的存在根据，确立了文学本体论。
“神道设教”中的“神道”作为附着在占筮之经《周易》上的哲学思想，尚有鬼神迷信的神秘色彩，但其主要含义则是指天地自然的运行变化规律，包括了天道、地道两方面的内容，即自然之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地变化、阴阳不测，故曰“神道”。《周易》中“神”字，除了偶尔指“鬼神”、“神物”之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指变化神速、幽微难测的自然之道。自然之道（“神道”）在运行中生出日月山川之丽象，著龟河洛之神物，此即“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自然生成法则，前人谓之为：“天不爱道，地不爱宝，河出马图，洛出龟书，天地之大文章也。”圣人对天地大文章“则之”、“效之”、“象之”，便创造出卦、画、言、辞之类的圣人文章。约而言之，圣人之文来自天地之文，天地之文源于阴阳变化，最终自然神道就成了天文、地文、人文的存在根据，最高本体。刘勰运用这种“自然神道”的思想，借《周易》“三才”之说，把天文、地文与人文、言文联系起来。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曰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天地万物，“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文章是天地万物本身的自然属性，道在创生天地万物的同时，也就创生了文，所以说天之日月、地之山川均是“道之文”；龙凤虎豹、云霞草木之类的动植之文也来自“自然”。那么，人为“三才”之一，又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其有文采自然更不待言：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即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
就像天地万物有形就有章，有声就有文一样，人有心就会有言，有言就会有文，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刘勰说人文也是“道之文”。
这样由天、地而人，由自然之文而人文，刘勰就把文章的起源与天地的降生联系起来，为文章找到了本体的依据，建立了“自然之道”的文学本体论，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即“神道”，邵雍说：“道为太极。”（《皇极经世》）朱熹也说：“太极者，道也。”（《周易本义》序）先秦各家对宇宙的最髙本体称谓各异：
“《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阮籍《通老论》），但所指则一。刘勰借《周易》“神道”来立论，故曰“太极”。
如果说“神道”是刘勰文学体用思想的上半截（立体），那么“设教”就是它的下半截（致用）。“神道设教”是《周易》天与人相通，自然与社会一致思想的概括，《周易》以自然之道说明社会规律，把天地人看作是并列的“三才之道”，再用“三才之道”组成各个具体的卦象，使天地人三者成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三才之道也。（《系辞》）
通观《周易》卦象，无不以自然之道晓谕用世之理，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象传》），都是以天地运行的自然之道来指示人事活动应顺应规律，教化天下人如何立身处世。刘勰对《周易》“神道设教”、明体达用的思想有明确的认识，他说“《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宗经》），这正抓住了《周易》“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举）神物以前（指导）民用”的体用结合的思想特点。为了进一步把《周易》的致用精神转到文学的社会作用上，刘勰引用了《系辞》“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观点，以此说明文辞只要符合自然之道就能鼓舞人心，指导民用。刘勰十分重视文学的致用功能，他高度称赞圣人经典“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的巨大社会作用，并从“政化”、“事迹”、“修身”三方面具体论述了文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序志》中，他把“文章之用”视为“经典技条”，说“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在他看来，后世文章由圣文派生而来，为文要在征圣宗经，像圣文(经典）那样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章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程器》篇说的“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把刘勰论文重实用的思想推到了顶峰。
关于刘勰借《周易》“神道设教”的思想论述文学的体用问题，《原道》赞辞作之很好的概括，我们不妨照抄于此，以证前述：
道心惟微，神道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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