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河图”作为商周之际出现的一种祥瑞说，其本质就是一种“君权神授”的天命思想。当春秋战国之际，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局面，孔子对河不出图的哀叹、墨子对河图的期盼，无不蕴含着他们对再造王道政治的期盼;战国中后期，面对着天下逐渐由分而合的大势，稷下道家中的管子学派在撰集管仲治国理政学说的过程中，吸收了当时天文历法、四时五行学说的成果，构建了全新的宇宙图式，以一至十为内容的数字图式，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就《管子》中对河图、洛书的记述来看，或即以之为河图。洛书图式的构建，就《大戴礼记●明堂》《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的记载来看，也当在战国中晚期，而洛书中一至九个数为内容的数字图式的天道意义，与河图完全不同。战国时期构建的两种数字化的宇宙图式，《系辞》作者出于论证大衍之数和筮法神圣性的目的，将其视为“河图”“洛书”并引人了易学的体系，这由《系辞》中两次对大衍筮法的说明可以证明。
关于汉代学者“河图”“洛书”的认识，就《纬书》记载的情况来看，主要利用“河图”“洛书” 的帝王受命说，为两汉之际改朝换代的政治服务;但《纬书》中仍保留了五十五数为河图之说以及四十五数为洛书之说，并继续以之论证大衍之数为五十。直到扬雄模拟《周易》创作《太玄》，以直接改易中央土行之数的方式构建了五十之数的宇宙图式，才实现了与大衍之数五十的完全相合。
‘河图”“洛书”，虽不是易卦之源，但其对于《易经》之数的构建，乃至宋代出现的易学图书学派，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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