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幼官图》以数字表达的宇宙图式，被《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全盘借鉴了下来，可见战国秦汉间这种学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对《系辞》作者产生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幼官图》 以“十数”囊括宇宙的图式，当是《系辞》以一一至十为天地之数的原因所在。大衍筮法中以九、六、七、八为老阳、老阴、少阳、少阴四象，也与《幼官图》以八、七、九、六表达四时的意义相合。
那么，《幼官图》中的数字图式，战国时人是否将其视为“河图”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学者指出，《幼官图》当作“《玄宫图》”，何如璋说:
旧注:“幼者，始也。”“始”字无义，疑“幼”本作“玄”，故《注》训为始，宋刻乃误为“幼”字耳。“官”宜作“宫”，以形近而误。本文有玄帝之命，又“玄官”凡两见，《戒》篇“进二子于里官”，亦讹作“官”。《庄子》“颛顼得之以处玄宫”，《艺文类聚》引《随巢子》“昔三苗大乱，天命夏禹于玄宫”，足证“幼官”为“玄宫”也。
按:何氏认为“幼” 当作“玄”，可从。唯“官”不必改为“宫”。
《管子.幼官》:
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师役......
以尔壤生物共玄官，请四辅，将以礼上.......
立四义而毋议者，尚之于玄官，听于三公。
可见，玄官即礼天之官。玄官图，就《管子》中所记述的内容来看,即礼天之官所掌有关天文、历法、行政的有数、有字、有画之图也。乃至有学者认为:“《幼官图》是姜齐氏族的历法图，记载了十月历制度,《幼官》则是对它的解释说明文字。”玄官以生物献祭之上帝,则当主要指玄帝也。玄帝，即北方之帝颛顼，五行属水，可见玄官图，又与水有莫大的关系。前面已引，《管子.小匡》管仲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河图”“洛书” 皆与水有关，可见《管子》中的玄官图，应当就是河图一当然这种河图的造作，纯粹出于战国时期稷下道家的宇宙观念，而与《尚书》中所记载的河图没有任何关系。由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系辞》中两次讲大衍筮法，前一次讲天地之数以配大衍之数，后一次讲“河图”“洛书”以配大行之数?原因正在于河图中有天地之数。
《系辞》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将河图与天地之数等同起来呢?原因恐怕在于河图之有数、有字、有画，而不仅仅是数字。
以此思维再审视“洛书”，洛书是以一至九等九个数字的位置排列表达其对天道的理解。反映洛书中的数字图式的有《大戴礼记.明堂》中的九室说，朱伯昆指出:“ 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说，明堂九室乃邹衍一派的学说。”此外，还有《灵枢经.九宫八风》篇也反映着洛书中的数字图式。将九宫八风说与明堂九室说相比较的话，前者将天分为九宫，讲述了自然界八个时节的风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后者则是讲天子当随着一年八个时节的变化而选择九所不同方位和朝向的居室。
很明显，九宫八风说为明堂九室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产生的时代要更早。笔者以为，洛书图式的得名，或与九宫八风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东南宫所标识的节气为立夏，宫名为“ 阴洛”;西北宫所标识的节气为立冬，宫名为“新洛”。阴洛就是洛阴，水之南为阴，洛水之南，故名之阴洛。水之北为阳，从阴阳的角度看，宫名可称“阳洛”，但因洛邑位居洛水之北，战国时已称洛阳，如果称“ 阳洛”的话，与之重复了，天域的划分与地域的划分会发生混淆，故不取。而“新洛”，因洛邑西周时又有“新大邑”这一名称，故以之称，亦是指洛水之北的意思。如此看来，九宫八风说的坐标点，就是先秦时期被人们认为天下中心的洛阳。而“阴洛”“新洛”之名，或是这种图式称之为“ 洛书”的最大理由。
如果我们将河图与洛书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河图表达的宇宙图式比较简单一点，十个数字两两一组，反映的是四时五行的天道观;而洛书虽然比河图少了“十”这个数字,但九个数字分属四正四隅一中心，反映了四时八节五行九域的宇宙图式，较河图的图式要复杂得多。
以上阐述了在《系辞》创作的时代，以五十五数和以四十五数表达天道的图式，实际都已经产生了。就四十五数的图式来看，因其有“阴洛”“新洛”之名，所以很可能已经被时人视为洛书;五+五数的图式，因其导源于《管子》的玄宫图，自然就被人们视为河图了。由五十五数之图式，既可论证大衍之数为五十，又可完美地论证四象之数为什么是九六七八。四十五数之图式，因其每一横线、 竖线、对角线上的三个数之和皆为十五，汉代人指出其与四象之数、大衍之数皆有关系(见下文)。而“河图”“洛书”之数之和除以二，又完美地契合了大衍之数五十,从而弥补了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的差异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系辞》在阐释了大衍之数后，又从画卦的角度讲了一遍占筮的过程，而“河图”“洛书”，正是为《系辞》筮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河图”“洛书”与《易经》结合的又一个因素，就是《管子》所述的“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蓍占与龟卜有着天然的联系，而龙则是《易经》乾卦的象征。龙为阳物，龟为阴物，“河图”“洛书” 又与《易经》阴阳相切合。
在此还要赘述的一点是，《易传》时代的易学对于战国秦汉间宇宙图式的吸纳，是非常积极和及时的。如果说“河图”“洛 书”是借用来论证筮法的，那么《说卦》中的“帝出乎震”一章，则是易学受八风说影响而构建起来的易卦宇宙图式，这一图式与洛书中的图式，也是非常接近。
总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数字图式，实际上是战国秦汉间阴阳五行学者在构建新天道与新占术的进程中所创立的，而附会上“河图”“洛书”之名，以突出其神圣性。《系辞》作者在战国秦汉间构建新天道与新占术的学术思潮影响下，在“《易》与天地准”理论框架的指引下，为了论证大衍筮法完美体现了天地之道、四时之变,从而将易卦与“河图”“ 洛书”结合，以凸显大衍筮法的神圣性和神秘色彩。但因为易卦毕竟有自己的象数体系，所以并没有与“河图”“洛书”进行更深层次的结合;又因为《系辞》作者知道这类“河图”“洛书” 本身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所以始终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叙述“河图”“洛书”，并没有明指五十五的天地之数就是河图之数，遂引起后人的无数猜想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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