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特别重视“道术”，《新书》中专门有《道术》篇以阐述“道”与“术”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诸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术者，接物之队。凡权重者心谨于事，令行者必谨于
言，则过败鲜矣。此术之接物之道也者。其为原无屈，其应变无极，故圣人尊之。
可见，就贾谊的思想来说，讲求明道而尚术。他深受战国时期《易传》或《易说》的影响，认为“术”，对于人主圣君来讲就是治理天下之道术，对于智者贤才来说就是修身行事之道术。《易》之术，体现了一种智或圣的法则。如“同类相感”之术，《文言》曰：
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贾谊对此有明显的借鉴，《新书•胎教》：
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徙，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颓旧冢而吴人服，以其所为顺于人也。故同声则处异而相应，意和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趋之。
此处所言“同声相应”“意和相亲”，天下人以类相感、相察之术，明显是受了《说卦》感应理论的影响。文中后面还叙述了管仲同声于鲍叔牙，以证明贤者同声于贤者；叙述了姜太公同声于微子、比干，以证明圣人同声于圣人，可见，贾谊认为《易》之术，既体现了智，又体现了圣，是智与圣的统一。《新书•春秋》：
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诸侯有道，守在四邻。”
此外还引用了《中孚•九二》爻辞，以说明同类相感之理。
再如“慎言慎行”的处世观。《系辞》强调君子要慎言行，曰：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④
这对贾谊也有很深的影响，《新书•大政上》：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见而不可得掩者，行也。故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后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后行之。呜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灾之本也。
贾谊的“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之语，不正是对《系辞》“言行，荣辱之主也”的诠释吗？《易》之术，正是智者当选择的立身行事的法则。
再如“慎微慎积”的立身行事法则。《系辞下传》强调君子要谨小慎微，警惕平常之所“积”：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贾谊《新书》中有《审微》篇，对《系辞》的思想有所发挥：
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傲微，则其流而令于大乱，是故子民者谨焉。
他将“小善”“小恶”上升到治国理民的高度。关于“积”的思想，贾谊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奏疏曰：
安者非一日之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贾谊提出，天下的安危治平与否，是一个平时“积渐”的结果，积礼义得礼义之天下，积刑罚则得刑罚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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