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与筮：《易》卦起源于原始宗教中巫术占验方法之一

卜与筮：《易》卦起源于原始宗教中巫术占验方法之一

 

占卜之事，在我国起源很早，但究竟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于省吾先生在《〈周易尚氏学〉序言》中说：

 

《易》卦起源于原始宗教中巫术占验方法之一的“八索之占”。古也称绳为索，“八索”即八条绳子。金川彝族所保持的原始式八索之占，系用牛毛绳八条，掷诸地上以占吉凶。《易•系辞》称“庖牺氏（即伏羲氏）始作八卦”，乃指八索之占言之。“八索”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八索之占”是八卦的前身，八卦是“八索之占”的继续和发展。近年来的学者们，都说八卦与伏羲氏完全无涉，这就未免“数典忘祖”，截断了《易》卦的来源。

 

按于说，则秦汉以来的传说，每每将《易》的卦画归之于伏羲，似乎不为无据。又后出现的所谓“三《易》”之二的《连山》《归藏》，竟托始于伏羲和黄帝（有的则说是夏、殷之《易》，即“夏曰《连山》，殷曰《归藏》”），传说无征，信从者不多。

 

唯近数十年来，殷墟甲骨的大量发现，而后言占卜者乃得最早之实物证明。说到占卜的起源，虽仍未能穷究本始，然殷代占卜状况却是清楚可知了，而《周易》好多问题亦顺此而得到解决。

 

甲骨的占卜盛于殷商时代，而不一定始于殷商。从甲骨文刻画的精致，字形的俊美，直到现代，书法家对其崇拜与欣赏的感情仍然有增无减。由其成熟与熟练的程度观察，可以推知前此或有较为粗糖而丑陋的形式以为过渡，想来是合乎情理的。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以为：“《史记•殷本纪》载成汤以来以至于帝辛，传世三十，今见于卜辞二十有三。”现存甲骨卜辞均为盘庚迁亳后至武乙徙河北时所作。盘庚距今年代几何，无法确数，因为司马迁记周宣王以前事，只纪世代而并无系年，盖约当公元前千数百年之时。其时之占卜法，《殷墟书契考释》从实物上观察，为说如下：

 

卜以龟，亦以兽骨。龟用腹甲而弃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兽骨什九，龟甲什一而已。其卜法，则削治甲骨甚平滑，于此或凿焉，或钻焉，或既钻更凿焉。龟皆凿，骨则钻者什一二，凿者什八九，既钻而又凿者二十之一耳。此即《诗》与《礼》所谓“契”也。……既契，乃灼于契处以致坼。灼于里则坼见于表，先为直坼而后出歧坼，此即所谓兆矣。

 

从上可知，商代的占卜法，或凿或钻，而契后又用灼以求兆。《殷虚书契考释》又曰：

 

不契而灼则不能得坼。既契则骨与甲薄矣，其契处刃斜入，外博而内狭，形为椭圆，则尤薄处为长形。灼于其上，斯沿长形而为直坼，由直坼而出歧兆矣。于以观吉凶，并刻辞于兆侧，以记卜事焉。®

 

说明甲骨卜辞是其时每次占卜之事的记录但我们看甲骨卜辞，实只是所卜之事或验，其视兆而占吉凶之辞根本没有。如“庚寅卜在榖，贞，王田，往来亡（无）灾”®，是记庚寅之日问王田猎，结果是往来无灾。但我们并不知这个结果如何由兆而得出。我们既不知怎么样的兆、占为凶；也不知怎么样的兆、占为吉。视兆而占，不要说没有标准答案，即令见仁见智的方法都寻不出。但当时的专家如太卜，肯定有他自己的兆象分类法，如《周礼•春官宗伯•太卜》：“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经之兆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他自能“破译”出出现的兆，从而占之。但实在有点像占梦，除非梦中的象与现实的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或者人为地规定对应关系，那么，可以对号入座，否则就可乱说一通。前章曾举过卫侯占梦而被欺骗之事，即可说明。我们可以想象视甲骨之兆是一^件极繁难与极容易并在一1起的技术。我们现在看到甲骨上的兆，几乎寻绎不出兆与辞之间的联系，简直可说是无从识得。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当时于兆也一定有占(占指作出解释）。但解释之辞较多，如全刻在上面，岂不麻烦之至？故而所占之辞终不可见于甲骨。但有占之事实，则可以从《左传》上找到例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懿氏卜妻陈公子敬仲，懿氏之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襄公十年》记郑皇耳帅师侵卫，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哀公九年》记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沉阳（杜预注：火阳，得水故沉），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余永梁以为，这种繇辞视兆而作，出于临时发挥，其后之占辞亦是新造。当然亦可沿用旧辞，如有从前相同的兆辞所发生的事与占辞，则沿用其旧。如前无此兆，则需新造。按余氏此说，则兆辞实与占辞合并而均成为占辞。

 

兆象是这样的繁难而不易辨识，灼龟又是如此的复杂，筮法就继起而代替了这繁难、复杂的过程。卦数有一定，卦交之下又系以有定之辞，筮时遇得何卦何爻，即可依卦象、卦爻辞引伸推论。故六十四卦好比龟卜的兆象，卦交辞好比龟卜之颂，也即上引《左传》“姜氏问繇”之“繇”再加上筮者之解，就可完成占筮的全过程。这比龟卜的辨别兆象，实在简易多矣。

 

余永梁谓筮法是从卜法蜕化而来，并列举卜辞与卦交辞句法和成语的比较以证。此说大有意味，给笔者很大的启发如卜辞“戊寅子卜有它；戊寅卜亡（无）它”，《周易》有“有孚盈击，终来有它，吉”，这是从句法上看其类同。断占术语方面，相似处极多。如：

 

卜辞：利、不利。

 

《周易》：利、无不利、无攸利。

 

卜辞：吉、大吉、弘吉。

 

《周易》：吉、大吉（元吉）。

 

卜辞：得、亡得。

 

《周易》：有得、无得。

 

卜辞：若、弗若。

 

《周易》：若、如、不如。

只是商似乎没有八卦，八卦可能是周民族所创。从文字上论，甲骨上没有“卦”字、“筮”字、“蓍”字。“卦”字从圭、卜，明明是有了“卜”字，才有后起的“卦”字。《商书》也只有“卜”而无“筮”，一直到《君奭》篇，才有“若卜策，罔不是孚”之句。

 

周文化较商为低，则是好多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事实。所以我认为《易经》是周文化吸收商文化并受到商文化改造的产物，而周文王是亲与其事的主角。《系辞传》说的“《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以及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王拘而演《周易》”之类的记载，的确是有案可查的。即从卜辞与筮辞的异同上，也可察见其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