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学习中的事物动物从始到终再开始的过程
事物运动，由始到终，终了又始，循环往复，变又不变，这就叫“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复”的意思就是事物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始之位，可见，“复”就是变中有常的天道运行规律。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唯有天道规律本身是不变的，这天道规律永恒不变的最髙表现就是天上地下，阳尊阴卑。《系辞》开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事物变化必须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体现尊卑长幼的秩序。这种常变规律也是《周易》成卦的根本原则。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周易•说卦传》）
《周易》每卦六爻，代表三才之道，三才之道又各有阴阳、柔刚、仁义之分，故曰“兼三才而两之”，“六画而成卦”。六画就位次而言，可“分阴分阳”，即以初、二之位为地之阳、阴，三、四之位为人之阳、阴，五、六之位为天之阳、阴。阴阳之位，对立统一，反映了道的恒常不变的模式；就爻变而言，六画又“迭用柔刚”，即六爻与六位迭用，或刚或柔，运动不息，变化不止，所谓“爻者，言乎变者也”，它体现了道的运行变动状态。六位的阴阳与六爻的柔刚，也即道之常变，彼此交错，互相迭用，构成了易卦的根本组成规律。
中国古代文论受《周易》变与不变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通变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通变》篇，探讨文学的会通与适变问题。《文心雕龙•通变》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皎然在《诗式》中谈“复古通变体”曰：“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关于“复变”的程度，皎然说：“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裔肓之疾”；“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这种复古而能“通于变”的思想，体现了文学发展的辩正规律。
“易者变易也”，阳之极则变阴，阴之极则变阳，阴阳互变，肯定与否定互相转化，包含着丰富的素朴的辩证思想。《周易》素朴的辩证法，在《易传》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系辞》对于《易经》的辩证因素方面作了一定的发挥，使辩证因素更加突现出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这些都是在言变化。
清代叶燮借用《周易》对待而生变化的哲学思想，阐述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问题。他在《原诗》中说：“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髙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周易》由阴阳两爻构成八经卦，再由八经卦重复为六十四别卦，形成一个层次井然、不断生展的对待范畴体系，这表明《周易》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对待思想。叶燮借用这一思想来讲变化：太极生两仪，即太极生出相互对待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又是太极神妙变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阴阳二气指诗歌创作中的主体和客体，主、客体都具有神妙变化的属性，主、客合一便能产生“冥漠恍惚之境”——“神境”。因此，诗歌发展也就相应地表现为“变”。叶燮《原诗》中的“变”包括三个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内涵：（1）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2）变（踵事增华）是诗歌发展的总体趋势；（3）变是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
首先，叶燮认为：“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就是说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思想的源头在《周易》。《周易》认为变是宇宙的必然规律，无事无物不然。《坤•文言》曰：“天地变化，草木蕃。”《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亦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⑷以《易》之观点看，空间在变，时间也在变，飞潜动植、人文事功无不在变。变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一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朱自清曾指出：“‘新变’的‘变’倒似乎有意无意间在应用着这种哲学（《易》的“变”的哲学）。我们可以说梁、陈以至隋、唐之际，文论开始采用了这种‘变，的哲学。”叶燮《原诗》正是继承了《周易》有关“变”的普遍性的哲学思想，用以说明诗歌发展变化的必然性。
其次，叶燮认为诗歌发展是在盛衰更迭中不断进化的过程。《原诗》曰：“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又曰：“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原诗》这两方面的思想都与《周易》哲学有联系。《周易》认为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为泰极而否、否极泰来、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的反复之道，呈现出周期性、循环式的发展。《系辞》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一阖一辟谓之变”。这些命题既阐述了变化的内在动力，又描述了变化的发展过程——刚柔、进退、阖辟的交替更迭。这种形式的循环中包含着内容上的进化，《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变通者，趋时者也。”变化表现为日新之业，趋时之变，这就包含了进化的内涵。
第三，叶燮认为诗歌发展由衰至盛的动力在于变。他说：“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这一思想也是继承了《周易》哲学中的有关思想。《恒•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系辞》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过革故鼎新、救穷治衰达到宇宙恒久之道，这一思想成为历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石，也影响了叶燮的诗学理论，他提出了“正（盛）—衰—盛”的诗歌发展模式，以变作为诗歌发展救穷治衰、由偏返正、由衰复盛的内在动力。
易道为文学提供的三大哲学基础，并不是完全孤立地对文学理论起着指导作用，它们之间存在内在逻辑的联系。“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为文学思维方式提供了范型，它是自然本身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为文学所借鉴和蓽仿。阴阳互动的易道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的构成方式，从而将已有的文学本体论的探寻，延伸到本体构成论的研究，阴阳二气在文学中由最初的气势，转化为气质、才性，最后表现为创作者主体风格，它是一直处于运动变化状态。通变致久，显示出宇宙模式的生生活力，《周易》哲学的通变致久的发展论，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必然的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三者之间互动、引发，构成文学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在变动创新中昭显永久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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