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周易》的马意象，不能不提及龙意象，马与龙在深层内涵上有一致之处。传说《周易》的产生就与龙马有着特殊的神秘联系，八卦的产生是龙马负图所昭示。《周易》的卦序有两两相对的特点。起首的《乾》《坤》两卦在内涵上有关联。首卦《乾》取象龙，描述了龙的一系列动作变化，次卦《坤》卦辞云：“元亨，利牝马之贞。”龙为阳刚的象征，马也是阳刚的象征，当用马来象征纯阴坤的时候，卦辞便特别标明“牝马。龙与马在编撰者眼中是同类事象。《乾》九五“飞龙在天”，李鼎祚《集解》引干宝曰：“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龙与马都具有善于奔行的特点，只不过龙行于天，马奔驰于地，二者活动的区域不同，而分别象征天与地的《乾》、《坤》两卦便分别以龙马取象。《说卦》又云：“乾为马”，“乾为天……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可见，马与龙被赋予相似的内蕴，二者都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
在文学作品当中，也有龙与马以车为中心组合在一起的意象。高马龙旗，是《诗经》中比较常见的意象。《商颂•玄鸟》云：“龙十乘。”《鲁颂•闷宫》云：“龙旃承祀，六辔耳耳。”龙旅，是画着龙的旗帜。龙旗与高头大马都是威武与力量的象征，在战争中起到鼓舞斗志，增强自身力量以及威慑敌方的作用。
然而，毕竞马与龙的主要活动区域有陆地与天空的差异。因此，文学作品中以龙御车的事象往往是一种神话境界，而以马驾车则大多是现实境界。屈原《九章•涉江》云•.“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诗人悲愤世无知己，要远走高飞。他想象驾着龙车，遨游于天上的神话境界，得到长生。回到现实中来，诗人的驾乘有所改变。辞云：“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江湘，鄂渚，都是现实中的地名。现实境界中，诗人驾马在山中行走。
与龙飞腾的特征一致，描写御龙时人的精神状态往往是昂扬高蹈的，与马行于地的特点相呼应，写到驾马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则往往是抑郁的。《离骚》云：“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髙驰而邈邈。”“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种文学表现倒不一定出自理性的思考，更有可能是出于无意识。龙行于天，很自然会与高昂的情绪联结起来。而且，龙为神物，能够驾御神物，也使人的主体力量得到证实。
马意象在战国秦汉时得到发展，意蕴丰富，人和马的沟通更加全面。尤其是在人生哲学和生命哲学层面，马成为人确证自身的重要对象。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不朽的三项目标，立德、立言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掌握，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做到；立功则必须依赖客观形势，取决于社会给他提供的时机、条件。战围秦汉文人对骐骥的关注，表现的正是他们立功的愿望，骐骥是骏马，可以负重致远，纵横弛骋，是人们建功立业的得力帮手。战国及秦汉文人在吟咏骐骥时，主要是哀叹它的被埋没，受压抑，实际是感慨自身的不遇。与对骐骥的同情有关，汉代产生了以士不遇为主题的系列作品，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除此之外，汉代那些设辞类作品，也是抒发士不遇的失落感。
马意象在秦汉时期和人的长生不老愿望联系在一起。天马成为人们能够长生久视的依赖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和那个时期仙道方术盛行有关，同时也是人的生命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标志。《诗经》中有少M感慨人生有限的诗篇，但见不到追求长生的作品，从楚辞产生的时期开始，作家的人生短促感日益深切，同时，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也曰益强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被人们神化，赋予超自然的属性，不但神马自身长生不老，而且还可以把它的这种神性传导给和它接触的人。这样一来，在长生久视方面，人和马的生命就乂呈现一体化的趋势。
《周易》用于巫术，虽然通过马意象来指示吉凶，但还没有把马神秘化，卦爻辞对于马所作的描写都是真实的、合乎生活实际。《诗经》中出现众多的马意象，也都是用现实的笔法加以描绘，没有虚妄的成分。战国秦汉时期的马意象则不同。它已经不再局限于现实的层面，而是往往置于神国仙乡，从战国时期开始，马意象经历了由现实到浪漫的转变。这种转变于人于马都是一种提升，既是对《周易》、《诗经》马意象的一种超越，又是对原始神话传统的回归，人和马的生命一体化境界也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展开并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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