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写作方法，《系辞》有明确的说明：“《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原始要终”概括了《周易》的整体写作方法，对此高亨作了很好的解释：“原始，察也。要，求也。韩康伯曰：‘质，体也。’此言《易经》乃观察事物之始，探求事物之终，表明事物由始至终之整个情况，以成一卦之体，即用一卦之体象一事物之整体也。这里我们以《乾卦》为例，分析一下“原始要终”的整体方法。《乾卦》取象龙，以龙的“潜”、“见”、“跃”、“飞”、“亢”的运动变化情况，比喻事物由始至终的发展过程。初九处于一卦最下位，为发展的潜藏期，身当此位，应养精蓄锐，不可滥用，故曰：“潜龙勿用”；九二为地之表，经过蓄养等待，一旦时机成熟，便可脱颖而出，发挥其用，所以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是阳爻居阳位，天时地利，但不能得意忘形，仍要保持警惕，“终日乾乾，夕惕若”；这样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样，或跃或潜，进退自如，故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九五为君位，是施展抱负的最好时刻，潜龙在这里一跃而成飞龙，即“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是极地，至此事物发展到顶点，顶点也就是终点，于是“亢龙有悔”，阳极而阴，《乾卦》就要变成《坤卦》，事物就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古人以龙为善变之物，《乾卦》从“潜龙勿用”，到“见龙在田”再到“飞龙在天”，直至“亢龙有悔”，即形象地刻画了龙的变化的全部过程，也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由始至终的整体概貌。刘勰对《周易》“原始要终”的方法非常重视，在《文心》中反复提到：
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史传》）
原始要终，体必鳞次。（《章句》）
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附会》）
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
《序志》篇更是直接提出了“原始以表末”的写作方法：“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里虽然说的長文体论的写作方法，但实际上“原始要终”是贯穿《文心》全书的一个重要方法。
首先，《文心》各篇都是以“原始要终”的方法来论述文学问题的。兹举两例，略作说明。诗歌是古代各种文体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论首列《明诗》，理属当然。在对诗歌进行原始要终时，刘勰遵循了“铺观列代”和“撮举同异”两个原则，通过“铺观列代”来鉴别“情变之数”；通过“撮举同异”来申明“纲领之要”，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勰将诗歌之始上溯到“葛天氏之乐”，历述了黄帝、唐、虞、夏、商、周时期的诗歌简况，总结出“顺美匡恶”的诗歌创作目的。接着比较具体地叙述了汉代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演变过程，指出五言诗的风格特点为“直而不野，婉转附物，炤怅切情”。然后又逐一分析了从建安三国时期到晋宋以来的诗歌发展的新变化。建安诗风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正始时期则“诗杂仙心”，东晋为“稍入轻绮”，西晋又“溺乎玄风”，到宋初因“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刘勰以“原始要终”的方法，考察了“古今”诗歌的源流演变情况，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的结论。
《神思》位于创作论之首，论述的是整个创作思维活动的系统过程。“神思”活动可分为以想象为主的构思层次和以语言为主的表达层次。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柩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为了能对以构思和表达为主体的“神思”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刘勰又运用了“原始要终”的方法，论述了构思和表达的前提条件以及“神思”过程的最后一项活动——艺术修饰。构思活动的畅通，依赖于创作主体的虚静心态；表达活动的完成，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技巧锻炼。刘勰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有了虚静的心态，表达的才能，然后方可“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进入创造活动。因此，“神思”活动以“虚静”、“积学”为其始。艺术修饰作为“神思”过程的最后一道工序，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了它，.“拙辞”会孕育“巧义”，“庸事”可萌发“新意”，所以说“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
总之，艺术思维活动以“虚静”、“积学”为开端，以构思、表达为核心，以修改、润色为终结，这就是《神思》篇对它所作的“原始要终”的全面论述。®
另外，《文心》总论、文体论和创作论三个部分也都贯穿了“原始要终”的方法。总论称为“文之枢纽”，《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五篇，从“人文之元”的“太极”（道）讲起，论述了文章正体——圣文（经典）的产生，指出了附会经义而出现的纬书是“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最后归结到经文的变体——真正的文学作品《楚辞》之上，阐明了文章由本体到正体，再到变体的产生、发展过程。按刘勰的观点，文章本于“道”，源于“经”，变于“骚”，圣人通过“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创造出经典圣文，这圣文虽然是文章作品的典范，但还并不是真正的文章作品，屈原“取熔经意”，“自铸伟辞”，才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刘勰之所以把“辨骚”放在总论而不是文体论，其用意正是要在“文之枢纽”中建立“道”一“经”一“骚”的原始要终的体系。
文体论二十篇，刘勰称之为“论文叙笔”。“文笔”之说始于晋代，至南朝已成为区别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纯文学与杂文学两大类文体的代名词，《文心》对这两类文体分别作了原始要终的论述。从《明诗》至《谐隐》十篇属于“论文”部分，对韵文，刘勰从最古老的诗歌艺术讲起，一直讲到《杂文》，并以《谐隐》作结。这样的安排是有其根据的。《汉书•艺文志》杂文类就是以谐辞隐语作为附录的，所以到《谐隐》，有韵之文就要结束了。从《史传》至《书记》十篇属于“叙笔”，对散文，刘勰以《史传》为其始，因为人们了解古代的事情主要依靠史籍，再说，“史肇轩黄”，其来久远，叙笔理当由此开始，到《书记》篇，刘勰在论述书牍、记笺之后，又罗列了表文、名册之类的二十四种杂笔，可谓详尽备至，论到尽头了。总的来看，文体论述了三十多类文体，既兼顾文笔，又“囿别区分”，从《明诗》到《史记》，从有韵到无韵，线索清晰，条目详细，可以说是一部原始要终的文学分类史。
《文心》下篇被刘勰称为“剖情析采”，这一部分同样体现了原始要终的方法。“剖情析采”的二十四篇包括文学创作论（《神思》至《总术》）和批评鉴赏论（《时序》至《程器》）两个部分，创作和鉴赏，从理论的角度看是一个原始要终的整体，刘勰把鉴赏论也列入“剖情析采”之中，0的是要从创作过程和“文之情变”两个角度来论述文学问题。我们先看创作论，《神思》作为创作论的总纲，是刘勰用来“原始”的篇目，它隐含了创作论以下一些篇目的主要内容，例如，“情数诡杂，体变迁贸”，“预示下篇将论体性”©;“刻镂声律，萌芽比兴”是对《声律》、《比兴》的概括；而“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可“与《养气篇》参看”《总术》则是带有小结性的“要终”篇目，这一点黄侃早有指明：“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鉴赏论部分，刘勰侧重从“文之情变”的角度来谈文学鉴赏问题，《时序》和《物色》两篇主要谈社会变迁和景物变化对文之情变的影响，给“将阅文情”的鉴赏者提供了把握文情变化的两把钥匙。如果说《时序》、《物色》是向读者指出引起文情之变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才略》则是告诉读者创作主体“性各异禀”，才力不同，是引起文之情变的内在原因。有了这两方面做基础，《知音》篇就正式提出了品评作品的“六观”之法，认为“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到此鉴赏之论已基本完成，所以下面的《程器》就转到作家的品德修养上了。篇中，刘勰把为文与为人、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指出文人创作的最终目的在于“纬军国”、“任栋梁”，这显然已是总结全书意旨的压轴篇，接下来的只能是《序志》而已。
我以为《文心》全书体大思精、科条分明的原因，与其说是“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毋宁说是遵循《周易》“原始要终”的方法而为之，因为前者只是类比猜测，而后者则于《文心》屡有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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