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阴阳》，此书早已亡佚。但班固既说“表采”，又将此书名置于《明堂阴阳》之前，说明魏相奏疏重点引用的是《易阴阳》。《易阴阳》的书名来看，其主旨当是阐述天地阴阳消长之道;魏相奏疏中引用《豫●彖》之后的几句话:“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阐述的正是天地阴阳之道，当出自《 易阴阳》。另外，奏疏中五帝分别在不同的时位乘坎、离、震、兑、坤、巽六个易卦司天的模式，是魏相阐述天地阴阳之道的重要内容，亦当与《易阴阳》有关。就魏相奏疏的内容来看，其表采《易阴阳》《明堂月令》等文献，目的是在《说卦》八卦方位说的基础上，构建以八卦配八风、融四时五行于一炉的易学天道运行图式。下面作一具体的分析:
魏相以八卦配八风的目的是以易卦准拟实际的历法
此处需要辨析的问题是:魏相奏疏中只出现了坎、离、震、兑、坤、艮六个经卦，为何说是八卦?笔者认为:《说卦》是成书于战国晚期的重要解《易》文献，作为一个“明《易经》，有师法”的学者,魏相不可能不知道《说卦》的八卦方位说。他既然以坎、离、震、兑配四方正位，那么以乾、坤、巽、艮四卦配四维，是不言而喻的事。有人或许会说:魏相曰“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坤、艮之位是在中央，六卦之位不是正好与五行搭配完整吗?魏相固然是以六个经卦配五行，但这并不是说坤、艮之位在中央，由魏相所述黄帝所执的司天工具“绳"可知，坤、艮是居于四维之位的。《淮南子 ●天文》:“子午、 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可见绳、钩的天文意义是指十二支中相对的两支相连为绳、钩，魏相在五帝司天的工具上借用了《淮南子》中的说法，故尽管绳、钩在干支的对应上有差异，但其表达相对两支相连为绳的意义是不变的，坤、艮当分居西南、东北之位。
此外，比较魏相奏疏与《淮南子●天文》“中央， 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之语，就会发现二者在天道构建的指向性上并不- -致。《淮南子》是一个五帝与东南西北中的构架，故于中央之黄帝日“ 制四方”;但魏相奏疏中的天道观是一个八卦配八风的构架，故于中央之黄帝曰“司下土”。由东、南、西、北和“下土”，可见其未表述的还有一个“上天”，如此方构成六合，而这正是为奏疏中未出现的乾、巽两卦准备的，乾为天，巽为风，二者分处西北和东南维。
魏相以八卦与八风相配，是对《说卦》八卦方位说的重大发展。就学术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说卦》 的八卦方位说，是在春秋时期的八风说、特别是战国中后期的历法八节说影响下构建起来的。早在殷商时期已出现四方风的概念,八风概念则是继四方风之后出现的，《左传●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国语●周语下》:“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可见春秋初年，人们已有了八风的概念。
《吕氏春秋.有始览》中明确记载了“八风”说:“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日巨风，西南日凄风，西方曰颼风，西北日厉风，北方曰寒风。”在《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篇，对于“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个节气作了明确记载，并提出了天子随一年四季的变化轮流居于明堂九室说，说明战国后期八风说已经取得了天文历法上的依据。
《说卦》中的八卦方位说，虽然表达了易卦体系下一年八个时位依次循环的天道，但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其一，其模拟八风、八节却没有明确与之结合起来，只是粗疏地完成了八卦在一岁周期运行的构建;
其二，其没有赋予八卦按时位运行的阴阳意义，更没有指出阴阳始点在八卦上的意义;
其三，尽管八卦方位说有与五行结合的思想倾向，但同样是不明显的。
在此基础上审视魏相奏疏中关于八风的阐述，就会发现其开创性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魏相认为:天道最大的表征是八风，正是由于八风对于天道秩序的规范，才使得“万物之性成”。
第二，魏相于八节之中特别重视冬至和夏至，是因为冬至是阳气发生的始点，夏至是阴气发生的始点，从而为易卦天道的运行模式，赋予了阴阳二气始点与终点的意义。
第三，魏相在阐述阴阳消长的天道时，明确提出了“以日为纪”的观点，即天道阴阳的刻度是以日为时间单位，可见魏相以八卦配八风，是一种以卦配历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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