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载:“孔子日: ‘ 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同耜)，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氏注:“得夏时， 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夏)小正》。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贾公彦疏:“夏之四时之书，殷之坤乾说，并载前王损益，阴阳盛衰。”孔子的损益观是从天道运行规律得出来的，详见后文。《厦小正》 载有夏代的历法，《归藏》 载有殷代的历法。由此可知，尧舜禹之禅位皆以“天之历数”为相传的最重要内容。这说明，掌握“历数”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也说明“敬授民时”是当时管理社会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极重要的“政”制，此即后来古文献中所讲的朔政制度的来源。《大 戴礼记●用兵》日:
“夏桀、商....不告朔于诸侯。”《周礼春官.大史》 日:“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郑玄注日: .“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之于祖庙，至朔朝于庙，告而受行之。”《谷梁传.文公十六年》 日:“天子 告朔于诸候，诸候受乎祢庙，礼也。公四不视朔，公不臣也，以公为厌政之甚矣。
《论语.八佾》日:“子责欲去告朔之饩羊。 子日: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说“我爱其礼”，什么是礼呢?《礼记.礼运》载:“孔子:‘夫礼， 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是故夫礼必本于天。”即礼本源于天道。《礼记玉藁》 日:“诸候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听朔于太庙。”由此可知，告朔曾是夏商周都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标志中央政权与方国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意义。这种制度至春秋始渐渐衰败。孔子为了恢复这种制度，就大大称赞尧舜禹制度。如《礼记.中庸》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 下袭水土。”孔子及其弟子非常重视“天时”，即尊重四时寒暑阴阳变化之自然循环规律之道，这是“于道为最高”之道，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一生都在研究历数，如《论语. 卫灵公》记载颜渊问治国之事，孔子曰: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懈》、《舞》。” (春秋.命历序》 日:“孔子为治 《春秘》 之故，退修殷之故历，使其数可传于后。”
《侥典》载羲和主司历法。《山海经.大荒南经》 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就是说，羲和主司的历法最初应该是十月太阳历。《尧典》 说在冬至夏至“申命”羲、和二叔所主，这“申命”一词又见于《周易》 巽卦《彖传》和《像传》。
《彖传》说“重巽以申命”，《象传》 说“君子以申命行事”。
《说卦传》说“巽为风”，而甲骨卜辞中有风即是凤鸟的记载，而凤鸟又被说成是帝的使者。可知风、凤鸟、太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记载有四时、天象、月忌等内容，文中说伏羲、女娲夫妻俩生有四子，四子主司四时。冯时先生说，其四子即《尚 书尧典》羲和四子。内容还涉及到夏禹、商契、帝俊等。冯时先生说，楚帛书的内容俱见于汉代纬书，不见于先秦文献，因此认为其有关内容可以视为汉代纬书史料的源头。这说明《易纬》并不是汉人的发明创造，其中有古之遗言。
《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所谓“祖述”就是继承，“宪章” 就是效法,“上律天时”就是仰观天象， “下袭水土”就是俯察地理。前文已经说过，尧、舜、文、武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治历明时”，所以这里说继承、效法尧、舜、文、武的东西就是观天察地，即观察大自然，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规律。这就是说，孔子学说之源可以_上溯到尧舜，甚至上溯到伏羲，如《系辞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如何把握自然规律呢?因为儒者是讲阴阳的，就从阴阳日月人手。如《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是故法象莫大乎 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往则月来， 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那么天文历法的作用是什么呢?叙书艺文志》说: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经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主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
由此可知，天文历法是君王参政、知命(即知天道)之术，正是羲和“助人君顺阴阳教化”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将儒家和阴阳家分为两派呢?因为儒家重“道”，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讲三才之道，是从“道”的层面谈阴阳，谈天人之学。而阴阳家重“术”，是从“术”的层面谈阴阳，虽有其同于儒家谈天人之学之处，如“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日‘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但有其牵强附会的地方，如“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甚至使人陷人迷信，如“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正是孔子所说，“吾求其德而已， 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的地方，孔子不信鬼神，“不语怪、 力、神”。
评定孔子儒家学说，不能只局限于《论语》,孔子晚年的重要著作是《春秋》和《易传》，《春秋》和《易传》都是“究天人之际”的书，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是孔子学说的基础是体,人道只是孔子学说之用，二者是统一体，不可废此轻彼。抽掉了孔子学说中的天道阴阳五行思想，孔子的人道思想就成了空中楼阁，无根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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