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易学:易传子夏,韩氏婴也
韩婴是西汉文、景时人,精通《诗》《易》。韩婴受《易》于何人,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汉书•儒林传》称:“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代尤其是汉初,虽然《易》学派别林立,易家众多,但追本溯源,均出自田何。那么,韩婴之《昜》盖亦出自田何。上文已讲过,田何曾传《子夏易传》,那么韩婴得传《子夏易传》亦在情理之中。刘向称:“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汉书•儒林传》说:“韩生(韩婴)亦以《易》受人,推《易》意而为之传说明刘向在典校秘书时,必亲见其书。这里的问题是,既然韩婴作《易传》,又为什么称“易传子夏”呢?无疑韩婴所作《易传》与《子夏易传》有密切关系,应当说,韩氏《易传》的主旨或大部分内容,是取之于《子夏易传》,外加韩婴自己的易学。所谓“韩氏《易》深”(《汉书*儒林传》)、“推易意而为之传”,即是说韩氏《易传》是在《子夏易传》的基础上,自己对《易》之奥旨的发探。因此说,马国翰认为韩婴得《子夏易传》而修之的说法,还是成立的。
另外,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对于刘向所说的“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清人藏庸认为“子夏”乃韩婴之字,非卜商子夏(孙冯翼辑、藏庸述《子夏易传》)。尚秉和先生曾称:刘向“恐人不知,误以为卜商,故云‘子夏,韩氏婴,”。又说:“班固及荀勖,盖不知婴字子夏。故《汉志》从其实,曰‘韩氏二篇、注曰‘名婴、而不注子夏之名,以惑后学。荀勖疑丁宽所作,张墦疑馯臂子弓所作,皆不以为子夏所作,盖与班氏意同,而不知韩婴即字子夏,《七略》有明文’’(《易说评议》)。我们认为此说不妥,首先,刘向肯定亲见此书,那么此书的名称为何?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易传二是《易传子夏》。依尚先生观点,如果刘向是为了避免后人把此书与《子夏易传》混为一团的话,那么此书名假如是前者,就可以直接称:“《易传》,韩氏婴也”,根本就没有必要加上子夏二字。加上了,又不明言子夏乃韩婴之字,岂不故意惑众?想必刘向不会出现这种失误。假如是后者,那么《易传子夏》与史书上常常称谓的《子夏易传》一样,说明该《易传》肯定与子夏有关,只是韩婴修改了而已。其次,《汉书•儒林传》韩婴传等文献,并未见韩婴字为子夏的记载,说班固不知韩婴字尚可信。刘向(前77—前6年)与班固(32—92年)相间仅几十年,且班固对刘向《七略》颇为重视,甚有研究。如果刘向知道韩婴字为子夏,那么班固又为什么不知道呢?论者称刘向知道韩婴字为子夏,此不见于文献记载,纯属推测。因此,我们不取此说。
③《子夏易传》之所以引起后世千百年来学者的争议不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此书。既然《子夏易传》确有此书,为什么《汉志》不加著录呢?这是因为上文我们已经讲过,韩婴及丁宽已将《子夏易传》列入各自所作的《易传》当中,放此《汉志》只_"韩氏二篇,丁氏八篇”,而不言及子夏。马国翰以《诗》只言韦传而不言及子夏为例,来证明这种推测的准确性。子夏对《诗#之精通已为孔子所称赞,子夏传《诗》,汉人以得到子夏《诗传》为荣,这一点已为古今学者所公认。然而,《汉志》.于《诗》$家中,并未提到子夏。毛公是汉代以治《诗》痈名的博士,虽然未得立于学官,但其影响之大,以至《汉志》有“毛公、之学”之称。《汉志》载:“《毛诗》二十九卷,《毛诗古训传》三十卷。”又说:“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广这就是说,《汉志》著录的诗《毛传》,必定包含子夏《诗传》的内容,只是《汉志》未言及子夏而已。这一现象说明,《汉志》没有著录《子夏易传》或未言及子夏,并不说明此书不存在或子夏未作《易传》,只是省略而已。
④对于薛虞,《释文》称:“不详何许人。”马国翰认为,晋代张瑶既引薛虞记,那么薛虞必定为晋之前的汉魏年间人。他认为自从薛虞记述之后,《子夏易传》才得以正名而单行。由于各家修改《子夏易传》有所不同,故晋有四卷,梁有六卷,隋唐有二卷。事实上,卷数说法众多,《释文》称为三卷,等等不一。
以上,我们依据马国翰的说法,弄清了自汉至唐有关《子夏易传》的种种说法。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自唐以后,又出现了《子夏易传》的伪本。本来由于有关《子夏易传》的作者问题、卷数问题的争议不一,已经弄得人们扯不清,道不©,伪本出现后,使人们更加难以识别《子夏易传》的真面目了。故此,这里有必要谈谈伪本的问题。我们知道,汉人尤其推崇子夏,其于《易》学,则非常重视《子夏易传》,至于隋唐时期,亦是如唐玄宗时曾将子夏与孔子列于祭位,足见唐人对子夏之推重。《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说:
开元七年三月一曰敕:“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并行,其作《易》者,并帖《子夏易传》,共写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其年(开元七年)四月七日,左庶子刘子玄(刘知几)上《孝经注议》曰:“又按《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而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则事殊隳刺者矣。岁越千龄,时经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岂非后来,假凭先哲。”国子祭酒司马贞议曰:“又.按荀勤.《中经簿》云:‘《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芋夏易传》..残缺,梁时六卷,今三卷,是知其书错谬多矣,无益后学,“不可将帖正经。”
其年(开元七年)五月五日,.诏曰:“《子夏易传》逸篇既广,前令帖《易》者停。”
刘知几乃著名的史学评论家,担任祭酒的司马贞乃学术界权威,若论及学问之事,此二人在朝中影响甚大。尽管玄宗想为《子夏易传》正名,立于定经,但由于此二人的极力反对,也只好作罢。刘、司马二人反对的依据就是《汉志》中没有著录此书,他们对《子夏易传》的前后发展情况,没有作具体详细的分析,便对其一口否定,应当说是轻率的。另外,此书未立于学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历代记载卷数不一,且到隋唐时,已有残缺,没有统一的一个定本。于是,便有人生起杜撰《子夏易传》伪本的念头,这就是张孤伪造的《子夏易传》。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景迂(晁以道,字以道,自号景迂)云:‘张孤伪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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