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形成，就是处于周人的这样―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之下，处于周人的一种强烈的敬德配天的责任感之下。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易经》的形成是出于筮法发展的需要，从而使《易经》由形式到内容都透露着占筮的迷信意味，但除此而外，《易经》的卦爻辞无疑还表达了作者思想的另一面，就是对社会、政治、人生的积极的反思—这使《易经》于占筮的外衣之下闪耀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一种理性的光芒，下面详细论述之。
第一，《易经》的卦爻辞反映了商周之际的天命意识，但这种天命意识因周人的忧患意识而显出逐渐淡化的趋势。《易经》中涉及“天”“命”概念的卦爻辞有:
《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垢·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革·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否·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泰·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对于这九例爻辞,“天”作为一个有意志的主宰者的形象严格来说只有《大有·上九》爻辞。《大畜·上九》《乾·九五》《垢·九五》《中孚·上九》爻辞中的“天”都是作为一个自然的、客观的存在而出现的。《革·九四》《否·九四》爻辞是讲有诚信可以改变天命，天命可以给人带来庇佑;《师·上六》《泰·上六》爻辞讲的是王的命令，当然从天子是天的代言者的角度来说，这也是讲的天命。我们从《易经》的整体来看，作者的天命思想并不是处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而且作者运用天的概念时，凸现的是天的自然意义，而不是强调天命的主宰意识，这都说明了天命意识不是《易经》作者的主体思想。
《易经》中这种“天命意识”的淡薄，与周初统治者认识到天命并不是王朝政治、个人命运的绝对主宰的思想是一致的。“天命靡常”“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可以说是周初统治者的一种普遍的思想与认识，与之相对应的，《易经》中也透露出了浓厚的“忧患”情结: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临·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小过·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大壮·上六》:“叛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明夷》卦辞:“利艰贞。”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噬嗑·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这种“忧患”的心态表现为行事的勤恳与警惕、对事情发展的忧虑与预防、对艰难处事的肯定与赞美。《易经》的这种忧患意识，《系辞》作者有了深刻的体察与论述: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对于周人的这种忧患的心理，徐复观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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