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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入门之:“玄理”和“才性

2013-07-07 | 来源:国学堂 | 所属栏目:玄学入门

玄学,从魏晋间的盛况到南北朝的余波,“玄理”方面的阐述和分析,是一般哲学史研究所注意的。至于“才性”这一面,因为归入了“名士风流”的范围,通常被看作主要是美学或文学史方面的内容,另成一个系统。实则,“玄理”和“才性”,作为玄学的一体两面,合之则两全,分之则两伤。一方面,“玄理”的辨析固然是玄学之为“玄远”之学的学术特征之所在;另一方面,“才性”的品评和欣赏,同样也是当时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对人格生命的探究,就其发为个体的风度,俨然有一种俊逸洒脱的生命情调,世人称之为“名士”人格。总之,“玄理”与“才性”,是整部玄学的两面:前者胜在思致的玄远,后者妙在品鉴的优美,各擅胜场。所谓“玄学”云云,于两者倒也不宜作过于偏颇的取舍。

1.本体的追究。刘劭撰写《人物志》,原本起于实际政治中“综核名实”的需要,所以讨论的中心主要局限在“名实”问题上,方法则较多采取了先秦刑名家的刑名法术。用今天的逻辑术语来解释,所谓“名”,即是一类事物的名称,其定义便是它的内涵,而属于这一类的具体个体则是它的外延,亦即“实”。玄学兴起后,以“辨名析理”取代了“综核名实”,也就是以玄远的态度专心于分析“名”的内涵,不再考虑作为外延的具体之“实”了。于是,理论分析的进一步抽象化超出了原先《人物志》的分类学系统,开始走向对万有本体的思辨;其标志,即是史称“正始之音”的早期玄风的掀起。

东晋时期,袁宏曾撰有《名士传》,“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其实,如果取玄学的广义,那么当时究心于名辩的钟会、荀融、裴徽等人,均可以忝列其中。但要说真能精思入微、大畅玄风的,恐怕就只有何晏和王弼了。夏侯玄尽管被时人当作名士品评为“四聪”之一,可是作为一个儒道兼综的贵戚,他的气质显然较诸何、王要远为质朴;若论思致的邃密,大概是多所不及的。事实上,《晋书•王衍传》述及正始玄学,也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来概括其思想特点的: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不过,正始之初,名士好谈《老子》是事实,但就何晏、王弼而言,似乎并不见他们正面直接谈到《庄子》。只有进入了“竹林玄学”阶段,名士才性的自我更为光华发越,嵇康、阮籍等人才开始谈论起《庄子》。进而,向秀、郭象重又回到理性的玄学立场,对《庄子》作了玄理方面的疏解,遂形成了元康之际的玄学。要之,正始初期,只有“黄老”的称谓,尚无将“老庄”连称的;这是两汉黄老学余风的留存。从“黄老”到“老庄”,应该看作是玄学思想变化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为玄学家,从何晏到王弼,通常都被看成是道家玄宗的承继者。然而,对于青年才俊的王弼来说,他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在构建之初却颇有得力于儒家经典《周易》的地方。《周易•系辞传》有一段关于演绎筮数的记载,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枋,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枋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从大意看,这篇文字是具体解释占筮时对筮策的演算及其相应于天地、四时的一般原则。这在汉儒也均无异议。但王弼慧眼独具,经过逆气显理的疏导,从中见出了“体”“用”之别,并以纯然抽象的方式作了深入、明晰的思考,其结论,便是记载于韩康伯《周易•系辞注》中的著名的“大衍义”:

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这就是说,经过王弼的抽象诠释,“大衍之数”不再是对筮数的演绎,而是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不用之一”便是“太极”,亦即作为“无”的抽象之“体”;“四十有九”乃演绎所用之数,可以看作具体事物及其功用的象征,是为具体之“用”。如此,本体作为万有绝对之“体”区别于具体物象之“用”,开始具有逻辑上的独立性。进而,在作出了相别性的“体”“用”分判之后,王弼也注意到了两者间的相即性。在王弼看来,大衍之数“五十”,喻示了“一”(“不用之一”)作为本体,即在天地万有(“四十有九”)之中;两者的区别在于“四十有九”是“数”(具体之物),而“不用之一”则为“体”(不是具体事物)。就此而言,“体”“用”在相别的同时又具有相即的关系,所以说“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总之,“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王弼的这一创见,就当时的思想背景看,是对传统儒、道两家“道论”的抽象;就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它具体而微地影响了以后中国佛教华严宗和儒家理学的思致。汤用彤先生誉之为“中华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缘”,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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