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八字命理学面临着现代的挑战,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当代社会结构本身的急速转变,而集中反映过去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层级和人际关系的八字财官网络，它能否经受起这样的挑战呢?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比较讲究等级、讲究身份的社会。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毕生的理想,就是要恢复的周礼，礼就是社会的秩序和等级。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来建构封建大-统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把封建的等级秩序凝固化、神圣化。事实上,就是在民间,也把等级身份看得很重。梁山泊替天行道的英雄们，到了忠义堂上,一百零八将也要有个排座次的问题。直到今天开个会议,组织者也常常会为排名次而伤脑筋。
八字命理学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它的成熟和鼎盛时期以后才得以形成和完善的。如前文所说，今法时期的标准模型,形成和完善于宋明时期。这时,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已经十分凝固。这是一个呈金字塔图形的社会层级结构。所谓金字塔图形,其顶层是锥形，上层很小，中下层很大。作为金字塔庞大的中下层,是“民”,也就是没有官位的老百姓。古代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即《汉书.食货志》所说的:“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士,就是指读书人。在四民之中,士的位置最高,因为士是官的候选人，是官的来源,尤其是隋唐实行了科举制度以后。因此,在民的上层,和官之间,有一个上绅阶层。商,即商人,就原先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处于四民中的最下层,这是西汉以来封建皇朝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
但在唐朝中叶以后,情况有所改变。进人宋朝后,由于都市化的出现，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商人的地位更有所改善。到了明朝中叶,随着商业性城市的兴起,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从商者逐渐成了社会上的富有阶层。作为金字塔的上层，即在四民之上，则是官，即官僚阶层,其顶端,就是封建皇室,皇帝则居于最高端。因此,封建社会的等级,突出地表现在官与民不同的身份,以及官员的官位等级层次上。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集中型”的体制。这是由秦朝开始的大一统,历代皇朝不断予以强化，使财富和资源的集中性很强。正是这个集中型的社会层级结构,构成了八字命理学财官网络的社会现实基础。而财官网络,正是现实社会的层级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直接映射。
前文谈过,在八字的财官网络中,官被置于核心地位。在五行生克关系圈中(见图16.1 ),生官的一方是财，官所生的一方,是印绶。现代社会学对一个社会进行分析时,一般注重三个系列的社会层次地位。第一个是经济地位,也就是财产地位。有时用收人来折射财产,于是把人分成贫、富或不同收入的社会层次。第二个指标是权力。权力是指控制他人的能力。级别高的人,管的人就多,权力就自然分出层次来。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声望。如果说财产和权力,都是可以作客观的量度,声望则是比较主观的东西,是他人对一个人的评介。一个人有财产和权力,并不一定有声望。比如美国石汕大王洛克菲勒,很有钱，当时资产在世界排名前几位。他曾多次竞选美国总统,却屡屡败北,因为声望不高。而当年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既无财产,也谈不上权力，后来声望地位日益升高,最后把国王给推翻了,成了伊斯兰教人的精神领袖。显然,财产、权力、声望这三者是不能等同的。
我们的古人没有学过社会学,但是他们早就在运用这样的分析方法了。不是吗?跟经济地位相对应的,就是财;跟权力相对应的,就是官;跟声望相对应的,就是印。而且,还进一步地根据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群体的意识，确定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官为核心;接着是财生官、官生印的相生关系;而财跟印的关系，却是相克关系,即财克印。这就是官本位。财富可以生出权力来;权力本身又可以带来社会声望;但是，财富也往往会败坏社会声誉。八字分析中有所谓“贪财坏印”,说白了,过于贪财,若是一个做官的人,就会因敛财而丧失声誉,因贪污而终受制裁。八字的财官网络基本上是封建社会关系的缩影。
然而,作为一个个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层级中,还是有流动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常常使用“精英”这个词,来指社会上非常强的人。社会学也谈“精英循环”,就是说,社会应当让具备精英素质并且精英素质高的人,进入上层领导的位置,而淘汰那些不具备精英素质的人。我们的古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隋唐形成的科举制度,就是实现精英循环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个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最优秀的制度。中世纪的欧洲是等级身分制,贵族和富有阶级是靠血统继承。这正是中国在明朝中叶之前，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贫寒子弟靠科举成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说明科举制度在那时确实是实现了某种精英循环。正是社会个人在社会层级结构中有“循环”的可能性,也就有“命”可算,这给当时八字命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天地。明清两代，八字算命在俗文化中的盛行,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财官网络的不断深化，也跟时代民俗的需要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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