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诸子百家与《周易》

春秋时代诸子百家与《周易》

 

先秦诸子百家的出现，与周朝的衰落有很大关系。

 

周朝自武王伐纣之后，经周公辅政，国势日强。但传到了夷王姬燮，由于他懦弱无能，被孝王夺取了王位。孝王因病去世后，诸侯又依据父权子继的定例，扶立他为帝。于是夷王便对诸侯十分感激，朝见诸侯时步下堂来和诸侯相见，使天子的威严大为下降。他在位期间，迁居太原一带的犬戎不断地反叛，几次派兵征讨，都未能根除。夷王在位三十一年，因病去世，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姬胡。姬胡便是昏庸无道的周厉王。

 

周厉王利用周王朝制定的三千多条刑法对人民采取了残酷的压榨，并且派巫官去监视人们的言行，凡是说了对周厉王不满的言论的人，格杀勿论。巫官滥用职权，枉杀了不少无辜，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不敢讲话。这就是历史上“卫巫监谤”的典故出处。当时召公虎曾提醒并劝告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三年后，即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义愤的平民们将周厉王赶跑了。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暴动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它动摇了西周奴隶制统治的基础，标志着西周由鼎盛时期开始走向衰落。周厉王逃亡之后，大家推举德高望重的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的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行政后，西周统治出现过昙花一现的“宣王中兴”。周宣王死了以后，儿子姬宫涅即位，就是周幽王。周幽王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光知道吃喝玩乐，打发人到处找美女。有个大臣名褒垧劝谏幽王，周幽王不但不听，反而把褒垧关进了监狱。

 

褒垧的亲人为了把褒垧救出来，便投幽王所好，在乡下物色了一个极其漂亮的姑娘并把她买了下来，然后教会她唱歌跳舞等技艺，再对她进行一番精心打扮，献给幽王，以替褒垧赎罪。这个姑娘算是褒家人，所以叫褒姒。

 

周幽王为了褒姒，日日裂锦，千金一笑，烽火戏诸侯，后来干脆把申后和太子宜臼废了，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并且为了防止宜臼与伯服争夺王位，追杀宜臼。这种行为引起宜臼外祖父申侯的极度不满，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西北犬戎族共击幽王。士兵攻破镐京，把周幽王、虢石父和褒姒生的伯服杀了。那个不常开笑脸的褒姒，也给抢走了。

 

周幽王的荒淫无道，终于给西周画了一个句号。

 

诸侯们将太子姬宜臼立为天子(即周平王)，然后便回各自的封地去了。可是诸侯一走，犬戎便打了过来，周朝西边的许多土地也被犬戎占去了。平王恐怕镐京保不住，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因为镐京在西边，洛邑在东边，所以历史上把周朝在镐京做国都的时期称为西周；迁都洛邑以后称为东周。

 

自从夷王开始，周室逐渐走向衰落。到了东周的平王，更加衰微，使周文王与周公打下的疆域成为五侯争霸、七国争雄的竞技场。正是这种大背景下，当时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即“士”这个阶层由贵族中的最底层转为平民中的最高阶层。

 

在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中，士代表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处于贵族中的最低阶层。他们不是一般的文弱书生，都受过系统的教育，通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打仗的时候，可以做下级军官；和平的时候可以作卿大夫高级贵族政治上的助手。他们的职守是世袭的。在贵族等级制度中，他们有固定的地位、固定的生活和固定的工作。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阶层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随着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的崩坏，士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只得自谋生活。在当时各路诸侯互相兼并夺权的斗争中，还有许多原来高于士的贵族，甚至是原来的国君，也失去他们原来的地位，流亡到各地。这些大小贵族们，过去凭世袭的身份，衣食无忧，过着剥削阶级的生活。而现在，他们只能靠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自谋生路了。他们在各地游来游去，寻找可以依附的主子，因此也被称为“游士”，而一些以武功或力大称著的游士，则称为“游侠”。其中长于礼、乐、卜、巫、祝、占，熟悉古代典籍的人，可以成为私学的老师，或在别人家有红白喜事的时候，给人家指点怎样行礼来谋求生活出路。“游侠”们则以充当贵族的武士为生。

 

从前，这些世袭职守的知识分子们，有可能并没有过多地学习各种知识，就像一般富家子弟一样读书不认真。可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只有通过知识才能很好地生存，才能摆脱成为奴隶的命运。并且，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他们甚至可以重新成王成侯。于是知识在这个时代便显得极其重要。所以一些士在离开东周或其他诸侯国时，往往将朝中的一些重要典籍偷了出来。这些拥有典籍的人一方面加紧学习治国安邦之术，积极寻找可以依附的君王；一方面利用这些知识进行私人教学，广收门徒，扩大自己的声势。于是原来只有贵族才能掌握的知识便开始流传到民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即是记载了东周王室内乱中，王子朝等将国家图书、典籍拥为己有的史实。

 

在这些典籍之中，最重要的著作当首推易学方面的文献。因为在当时“强奴欺主，群侯争霸”的血腥背景下，礼仪已失去了实用价值。而集天文、地理、兵法、谋略、占卜、哲理于一身的易学才是当时大环境所最需要的。所以在众“游士”阶层中，易学应当是一种最实用的知识，可以使掌握和拥有这种知识的人更好地生存。然而，这种实用的知识，并没有全部被“游士”所掌握，而是被另一种“士”所掌握，即当时拥有特殊地位的“隐士”阶层。

 

春秋战国时代，隐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比如，古代文献记载，齐桓公欲见隐士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日：‘万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但桓公不从，“五往而后得见”。由此可见统治者对隐士的重视。为什么统治者对隐士如此重视呢?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隐士的知识具有较高的含金量，他们的知识对成就统治者的霸业有帮助；其二，统治者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理想，急需经天纬地之才的帮助，他们对隐士表示恭敬，可以吸引更多的能人前来投靠。

 

隐士之所以比游士的知识更有含金量，与其归隐之前的地位有关。一般游士原来只是贵族中的最底层，所学不过“六艺”，毕竟知识深度有限。隐士则不同，他们往往归隐前是上层贵族，或因没落或因厌世或因避乱，于是选择了隐居生活。他们曾经的地位使他们曾经拥有更为广阔的学习环境，可以学到更重要、更实用的知识，所以选择隐居生活的人往往品位极高，深明治国安邦之术。而隐士最精通的学问，往往正是博大精深的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