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是阴阳家的著作，自孔子建立儒家学派以后，就成为儒家的经典。儒家的“六经”，莫不和阴阳家的思想有其血缘关系。阴阳家的思想，建立在天文历法的科学基础上。制历授时，有日、月、时、岁、星、辰六物（见《左传•昭公七年》），因之儒家便有六经。因日而有《易经》，因月而有《尚书》，因时而有《诗经》，因岁而有《礼经》、《乐经》（礼乐不可分），因星辰而有《舂秋》。这些经典，或经孔子整理，或为孔子著述，《易经》的哲理，有孔子而得以阐发。
关于《易经》的传授，见于《韩非子•显学》：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
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
陶潜《圣贤群辅录》言之较详：
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世代冥灭，唯徒存其名。
韩非子和陶渊明所说，都是隐语。从这里可以看出《易经》的文学表达方式影响到法家和道家了。儒家八派之立名，本于八卦。八卦中包含阴阳五行。阴阳五行表示事物的矛盾。事物的矛盾又可以弓箭象征之。故子张为阳，子思为阴。阳为箭，阴为弓。颜氏为水，水当坎位。颜回名渊，龙跃于渊，回为复阳；孟氏为火，水火表示习坎中有箭。漆雕氏为木，木可漆而雕之。仲良氏为土，土，徒也。仲良皆善射。公孙氏为谷，意在传种。乐正氏为金，箭发轻快可乐。
《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益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与陶书比较，仅《诗》和《乐》稍异。学者怀疑陶书系附会《经解》和《韩非子•显学》作伪，而托名于陶潜。在我看来，纵是伪书，也不能说是毫无价值。这位作者对于《周易》和《诗经》隐语的奥秘，确能深有领会。更改《经解》的两处意在使文字趋于显豁。“温柔敦厚”四字，言外之意为日、月、地，即天地人三才之道。“讽谏”二字，言外之意为弓箭，诗用之于“刺”。“广博”为张弓，“易良”为发箭。乐于五行属金，乐器属金，兵器也属金。两者都可以收移风易俗之效。
汉初传《易》者，本于田何。《汉书•儒林传》说：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肝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
这也是以隐语杜撰的传授系统，其底蕴是月的六象：新月、上弦、月望、下弦、晦、朔。
汉代经学有今文学和古文学之分。秦汉流行的隶书谓之今文，秦以前的文字谓之古文，包括钟鼎铭文和六国文字。《易》学也有这种对立情况。今文《易》立于学官，由博士（教官）传授，古文《易》只流行于民间。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易》有博士杨何，太史公司马谈曾向他学《易》。其后《易》学分为三派：施雠、孟喜、梁邱贺三家，宣帝时立于学宫。元帝时又立京氏《易》。流行于民间的古文《易》有费直—派。
今文《易》立于学官，故有章句（讲义）。费氏《易》无章句，只是以《十翼》解经。
《易经》虽然可以供卜筮之用，但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大略》）。这才是学《易》的正当途径，也才能符合作《易》者的希望。善学《易》者，莫过于孔子。《系辞传》里，为什么有许多条孔子说《易》的语录？不外用以示范，教人如何读《易》而已。且举其中一则为例：
同人先号呲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其臭如兰。
这是孔子读同人九五所抒发的思想。爻辞是讲易代获得成功。奴婢相亲，故能制胜。孔子洞察事情的本质，从中获得宝贵的教训。其思想之高，言辞之美，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与此相反，汉代的《易》学，却走上了一条邪道。它不是向义理方面发展，而是向象数方面发展。象是天象，数是历数。用天象和历数进行占卜，就有龟和筮，从而龟筮术就是象数学。《易经》用筮，虽不用龟，但取法天象，故《系辞传》说：“易者象也。”《左传》（僖公十五年）说：“物生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滋，有滋而后有数。”以言《易经》，则是物生而后有卦，卦有象；卦生而后有爻，爻有数。卦象的作用，如同龟卜；爻数的作用，在于筮占。
为了发挥象数的占卜作用，京氏《易》有卦气说，即六日七分说。卦气说以六十四卦配合天圆，每卦得六日七分，进行占卜。又以十二辟卦（复、临、泰、大壮、夬、乾、妮、遯、否、观、剥、坤十二卦）配合七十二候，观测吉凶。《易》学中又有爻辰说，以《易》卦的阴m六爻配合十二时辰。东汉郑玄将它配合十二律，称为“纳音”，用以推验吉凶。
《易经》的卦、爻辞都是谜语，《易》家不能完全揭露谜底，于是利用象数，即是阴阳的消息、刚柔的比应、当位与否等等，虽不能探赜索隐，却能占验吉凶。于是《易经》变成代数学。人们只是运用一些抽象的公式，并不在乎探求其具体的内容。因此，《易》无达占，也就视为当然。那些有血有肉的爻辞，一概归之于“神无方而易无体”了！“圣人立象以尽意”，象数派弃意而言象。象外生象，不可究诘。这种倾向，发展到三国吴人虞翻而登峰造极。清人惠栋的《易汉学》中有“虞氏逸象”一目，载虞翻对八卦所取的象共三百三十一。惠氏说：“虽大略本诸《经》，然其授必有所自，非若后世向壁虚造，漫无根据者也。”但是，这种烦琐哲学，势必引起反感，于是王弼提出得意可以忘象的主张，挽回舍本逐末的学风。
王氏以明理代替取象，使人从迷魂阵中解脱出来，为之耳目—新。这就为以后的《易》宋学开辟了道路。北宋程颐非常推崇王弼的《易》学，其所作《易传》，本于王氏说者不少。
《易》汉学重象数，《易》宋学重义理，这只是就其主流而言，其实，与扬雄同时的崔篆所著的《易林》是一部得意忘象的伟大著作，此书不言象数时象数自在其中。目录学家列之于术数类，以致弃宝于地，过问者少，岂不可惜！至于王弼《易注》，论者谓其屏除象数，这也不符合事实。他以前的经师所发明的《周易代数学》，不是成了他解经的法宝吗？
自王弼《易注》为唐人所重，为之作疏，汉《易》终于失传。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十七卷，采用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等三十五家的著作，保留了不少《易》汉学的文献。自序称：“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此书今存，版本甚多。
《易》宋学中，程颐《易传》不信邵雍之数，而以义理为宗。朱熹著《周易本义》，折中言理言数二家之说。清康熙时所编《周易折中》以朱书为主，辅以程传，并集各家《易》说，稍采汉、唐著作，大抵以宋、明《易》说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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