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主体性张扬的先秦岁月里，虽然产生了不同的对于命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出现系统的关于个人命运的研究。《历史上的星占学》一书,对西汉初年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天官书》中占辞作了下面的分类统计:
作者指出:“上面这份统计表生动反映了古代中国星占学的特征:首先，前三类占辞占.了占辞总数<242条)的67%,表明战争、年成、治乱这类主题受到特殊重视的程度。其次,全部占辞中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围之内。‘丧’通常指君主王侯之丧，‘疾’常指疾疫流行，哭泣之声’也是指国丧或民众的悲苦,‘得妖女’专指王朝君主之间的政治婚姻(比如‘昭君出塞’在单于是得女,在汉朝是失女)。总之， 都不是对个人事务而言的。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那么,原因何在?
用我们前面提出来的一个有深度的命理学的产生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来看，第一条一关于个体意识或主体性的张扬显然已经满足。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情势莫过于士的阶层的崛起.在殷商西周时代,学在官府。这就是说,那时的学术文化只限于王室和贵族的圈子，典籍及典籍的阐述权均被深居宫室内的官方文化人一巫、 史、祝、卜所执掌,只有贵族及其子弟才有受教育的特权。然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彻底改变了这种学在官府的局面。一方面,周天子大权旁落,公室衰败,许多原先在王公贵族、诸侯大夫门下从事文化活动的士子,不得不流落民间;另一方面，由于私学的兴起，使大批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子弟,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就是私学的开创者。按《史记》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可见其私学的规模。再加上当时大国争霸，诸侯混战。那些汲汲于霸业的国君王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这就使一个拥有独立社会地位的掌握着文化知识的士的阶层跃上了当时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他们中有的“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有的奔走列国,纵衡捭阖;有的著书立说，愦世嫉俗。他们自称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田;他们清高“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他们蓄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们追求精神的境界,“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恢宏的豪气,在孟子宣言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这是中国文明史上个体意识或个人主体性的第一次迸发,是人的精神力量的迸发。
然而,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在中原地区的使用,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促使了原先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基础上的领主所有制向封建地主所有制转化。因为拥有私有财产的农民比起被人身依附关系束缚的农奴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产品，领主们对土地和农人的争夺日益加剧。同时,也相继变公田为私田,由集体生产向个体生产过渡。秦国著名的商鞅变法,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制土分民”0,促进土地私分。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政治上也出现了新的变革。战国后,各国相继废除了原先领主的封邑制,开始实行郡县制和君主集权,这为以后秦议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型时期,充满了纷乱，动荡和改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模型,这就满足不了我们上述的命理学得以产生的第二二个基本条件一有一 个可 以模式化的社会大环境，传统命理学自然就无法诞生在这个洋溢着诸子的智慧而又充满了战乱变革的年月。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个封建的中央君主专制集权的统一国家出现了。“这是古代历史上特出的伟大事件。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入侵建立政权,最终总是还原为汉族作主体的统一国家。 ”
公元前216年，秦政府实行“令黔首(民)自实田”的政策,土地私有制便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了。汉袭秦制,以土地私有、个体劳作为特征的农业自然经济趋于定型。尽管秦汉以后,各王朝仍保留着国有土地，但土地私有制是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土地私有又分为地主土地所有和自耕农土地所有。每个朝代初建的时候,自耕农总是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但到中后期,则往往难逃被兼并的厄运。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据着优势。然而,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殷周时代严格的贵族等级制度日趋淡化。诚如顾炎武⑥所指出的,汉唐土地多为“豪民”所有,宋以后占有土地的多称“田主”,这说明土地占有者日益从具有政治权势的豪族地主转向平民化的庶族地主。土地成了社会各阶层人们争相获取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自耕农当然要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小块田产,地主则尽力扩大田产,官宦、商贾也要购置田产,以为永业。土地本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这种田产崇拜的社会心理，自然给了农业社会长期稳定和延续的巨大惯性。
随着土地的私有化,单家独户经营的小农业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同时,手工业也日趋小家庭化。这样,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大体在单家独户内就能自我完成。这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经济格局,加上土地私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自给自足、拥有自发的调节能力的巨大封闭系统。自秦汉以降,这样的封闭系统-直沿袭到明清,历时2000余年。显然,秦汉的大一统,终于提供了产生传统命理学的第二个基本条件的际遇,而如此漫长的农业社会也将为命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滋润的土壤。
既然男耕女织的小农户成了幅员广阔的中华农业社会中分散的千万个细胞,如何实现对外抗御游牧民族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的安定,自然成了这个社会全民的需要。这个需要便孕育了一个由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来维系国家的大一统的局面。 然而,这种君主集权政体一经形成，表面上它是充当各方面利益的调节器,而实际上它已成为超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它将一切权利都集 中到了朝廷以至皇帝个人的手中秦汉之际正是这样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确立的时候。
秦帝国是以战国时期形成的法家思想的蓝图构筑起来的。韩非是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倡绝对的尊君论。他认为,“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因此,在现实政治面前,只有冷冰冰的利害关系,只有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故剩下的也只有严刑峻法了。韩非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将人性恶的观念发展到了极致,由此来构造一套治国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秦帝国的威严和它短促仅十五年的生命,其功在斯,其罪亦在斯。
继秦而起的汉家王朝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代，已如日中天。为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大-统文化,对于统治思想的抉择,终于提到了这位雄才大略的汉皇帝的日程上。这时,专治《公羊春秋》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脱颖而出,援引春秋大-统之精义,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定偶家于一尊。于是被官化了的儒学,从此登上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董仲舒无疑是这个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在其著作春秋繁露》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论。对于现实政治，董仲舒一改先秦孔孟从内在的仁心到外在的礼制的仁政实践路线，而直接代之以王权天授的尊君论,承认“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样，在尊君的同时,天子的头上,也按了一个天。这个天是以自然为外貌的有意志的至上神。感应的方式，是天通过自然界的灵异和祥瑞来表示自己志。君王顺天而行,修饬德政,就得到天降祥瑞的庇祐;否则,就会遭到天降灾异的谴责;如再不思悔改,天就会收回符命,使之败亡.为了证明天人之间可以发生感应，董仲舒提出了人副天数说。他列举了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体有大骨节十二,跟十二月数相符;人体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跟一年的天数相符等等现象,来证明天和人是同类。根据当时同类相应的理解,天人就可以互相感应了。显然,先秦思想巨人们摆脱传统神学的束缚而发展起来的哲学,又被董仲舒重新拉回到神学的轨道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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