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易传与先秦儒学关系的再审

今本易传与先秦儒学关系的再审

 

从汉武以降，一提到儒家的经典，总以易冠群籍。班固在汉志六艺略叙论中就说“易为（五经）之原”。可是先秦儒学三位宗师——孔、孟、荀在论述的时候绝少提到它，这种奇怪的对比颇值得推敲。

 

或许有人会如此假想：先秦诸子多非及身著述，常是身后由他的弟子后学将他的思想言论用文字写定下来，而负责写定築辑者有他个人的立场观点，对于什么该记，什么不烦竹帛，畸轻畸重在所难免，所谓“告其非人，虽言不著”；再加上先生教授时往往因材施教，而所授的内容又随先生一生各时段体悟着重点不同而异，负责写定纂辑的人可能没有接闻宗师论易的部分，所以今天看到的论、孟、荀中很少论易、引易。按：这种假想得以负责写定纂辑三位宗师言论思想的人都对于易有偏见，都未接闻他们先师论易的部分为前提，巧合性太大，也就使得这种假想成立的可能性过低。所以三位宗师的遗著里都罕言易当另有原由。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儒学从创立之初强调的就是行所应然，虽然行为后果未必能满足道德意图，也不因此改变行为方向与行为本身，至于该后果所可能带给行动者本身的利害得失，更不在决定行为的考虑中。这可以用论语微子篇里的一句话：

 

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巳知之矣！

 

与孟子告子篇上的：

 

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表示。而易这个系统下的行为规范注重在行事前预知行事果效，所谓吉凶，依吉凶决定行为方向，这乃属于有条件式的、它律的行为模式，与儒学的基本取向大相径庭。或许有人会说：吉凶未必只能解释作具功利意义的得失祸福等，也可当作具道德意义的善恶讲，好比诗召南标有梅“迨其吉兮”，毛传就说：“吉，善也。”说文卷七，广雅释诂三都说：“凶，恶也,

 

易以吉（善）、凶（恶）衡董行为的取舍，与儒学以义、不义衡量行为的取舍，只具用词字面上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抵牾，论学不当死于字下。姑且不论所引证材料中的善、恶是否真具道德意义，这里我只想指出：依孟学系统，义与不义的判准来自天赋的道德资源，所谓深植于人内在的良知；依荀学系统，义与不义的判准来自圣王制订的礼，不论服膺的是孟学或荀学，个人行事前都不待在良知或礼以外另寻决疑的对象，那么蓍占的整个过程与由这过程所可能得出的卦象爻辞全部形同赘疣，但偏偏易之所以为易就在这上面，取消掉它，易也就作废了。

 

儒家对传统的态度是尊重的，但尊重并非意谓没有批判选择性的全盘照收。儒家对于身为周文之一的周易未必主张弃诸沟溷，至少荀子在王制篇拟订的官僚系统中就依然保留卜筮故业：

 

相阴阳，占授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

 

但由于儒家在质方面的创造性转化，鬼神尚且置于存而不论的界域，依附鬼神而成立的易术自然被委婉地推移到一个不相干的位置。荀子天论篇明白表示：进行卜筮这类仪式与决事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关联：

 

“云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云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云，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

 

因为依荀子的看法，决事的凭借得诉诸知礼，可道的心，所谓天君，人不反躬自索，而在茫茫天地中别寻主宰，正显示天君失位，这种认识上的昏蔽才是大凶的真正来源。因为心不清明，无从识礼，知道，结果“倍道而妄行”，纵使有那么一位俗人错觉中的天主，也“不能使之吉”。至于一般人所谓的凶其实只能说是异，仅是些现有对物理世界的知识尚未能解说的现象罢了。事实这种看法早在春秋中叶已露端倪，僖公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六鹋退飞过宋都”，左传记载：

 

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孟子在公孙丑篇上也提醒人当分辨天孽、人孽，若不能明辨，委人事天，那才真将陷入不可活的境地。所以他劝人不要仰仗天时，所谓时日干支孤虚王相这些玩意儿，该去掌握人和，掌握了人和，虽然天作孽，未必不可违，所谓天定固然破人，人定也能胜天。

 

或许有人会作这种假设：不错，就本质大方向而言，周易与儒学相左，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形式为儒家借用来从事儒学的自我阐发啊！今日所见先秦儒学三大宗师的著作里固罕见他们引易申论，但先秦儒者还多的是，今本易传很可能就是那些佚名的鸿僑用这旧瓶装的新酒。

 

针对这种假设，除了我已指出它要想成立可能性的薄弱，在此还想提出两点就教:第一，假使某些学者坚持今本易传是儒家的作品，甚至说是圆教，我们将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在从儒学角度去解说今本易传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撇掉相当一部分不讲。细检之下，那些被搁置的部分都是谈象数的。巫风太重，跟他们想讲的兜合不上吧！除非他们承认今本易传是由两大部分纂辑成的，一部分是筮人世业的遗说新诠;一部分是儒学。我不禁想问：这究竟是筮人为攀附显学而将儒者讲章拉进来？还是儒者本诸追远报始的厚道心态，虽已得鱼，不弃故筌，更何况象数虽小道，未必无可观，因此把筮说存以备参？还是汉朝学者受文化劫难刺激过深，存古心切，喜犹及史之阙文，因此把先秦凡涉及易的论说一股脑儿汇集起来？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须经过刻意鉴别，而能对这些素材有周延一致的讲法，为什么不采用？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一种说法的可取性当同时顾及它解释的深度与广度，徒求力戒卑俗肤泛，而不顾到广度问题，难保不陷入向壁虚造的泥沼里。第二，徒用一部作品的形式来阐发个人思想，何以要采用一部原有内涵方向与之相左如许的作品？相传孔子删诗书，今曰学者大致认为所谓删应意谓孔子在教学时对这些手边的教材作过选择，并非不管黑白，什么都拿来充当酒瓶。所以如此，恐怕就是因为有些旧酒与新酿出入太大，硬装进去，纵使只是借用形式，也未免过分不协调。所以武成整篇记录，孟子只取二三策。像“血流漂杵”这类文字如何曲解比附成以至仁伐不仁，不杀一夫得天下呢？不错，自古以来就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形，但那都是在专制集权的政治环境下，别无其他形式可资凭借，才不得不出的下策。战国时诸侯并峙，处士横议，哪来的这种压力？因此有人认为儒家将易吸收进经典的行列是受了秦火的影响。以为在焚书令下，儒家固有经籍不获保，而当时易缘卜筮的内容，与医药、种树的书同在禁令外，当时儒者只有采迂回路线，套用易筮占的外衣，来掩护儒学的讲授。这些讲授的成绩不少就构成了今本易传的主体。这种假想大概是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里的一段话获得灵感的：

 

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而班固的说法应当源自刘向、歆父子，至少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中似曾有这样的暗示：

 

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令；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汉兴……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书但只怕个中问题并不简单，有待重检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那段焚书禁讲学的文字及相关记载细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