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准《周易》作《太玄》的学术思想背景考察
扬雄是西汉末期的大儒，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汉书.扬雄传》总结扬雄一生的成就时日: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声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在扬雄的诸多著作中，饱受非议的是《太玄》。其自《太玄》撰成那一天起， 便受到时人的批评与讥刺。扬雄好友刘歆对他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刘歆的话虽是善意的讽刺，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以经学为利禄之进阶的形势下，扬雄苦心创作的《太玄》是不会有人研读的。当时还有学者认为扬雄作《太玄》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
清初王夫之评论《太玄》日:
乃其尤倍者，则莫剧于《玄》焉。其所仰观，《四分历》粗率之天文也。其所俯察，王莽所置方、州、部、家之地理也。进退以为鬼神，而不知神短而鬼长。寒暑以为生死，而不知冬生而夏杀。方有定而定神于其方，体有限而限《易》以其体。则亦王莽学周公之故智，新美雄而雄美新，固其宜矣。
王氏之论，对扬雄准《周易》而作《太玄》给予了贬斥，认为《太玄》与易道相去甚远，似可进一一步讨论;但他指出了《太玄》的创作与当时历法改进及王莽改制有关系，则是颇为精辟的。
那么，扬雄模拟《太玄》创作《太玄》的更多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是扬雄思想中强烈的成名成圣意识。《汉书●扬雄传》评价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这是指出了他的“成.名”思想。实际上，扬雄思想更突出的是他的“成圣”思想，其最看重的《太玄》《法言》都是效法圣王、圣人而作，扬雄认为:只有圣人之书才能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传播久远。《法言●问神》:
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徐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患嘯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智昏，传千里之态态者，莫如书。
所以，当有人质疑扬雄:圣人孔子都自谦“述而不作”，你怎么敢“作”《太玄》呢?扬雄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意图就是拟经而“作”。《法言●问神》或日:
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日:“其事则述，其书则作。”
第二，扬雄个人的学术经历使他形成了“经学损益观”，即他没有把,经学当成是一个僵化不变的体系，而是认为经学所表达的“道”当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汉书●扬雄传》记载: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扬雄“不为章句”而尚“ 博通”的学术风格，使他的学术不受西汉谨严的“师法”“家法”的影响，从而对于经学发展有着更贴近历史实际的理解。《法言●问神》:
或日:“经可损益与?”日:“《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
扬雄的“ 道非天然，应时而造”的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口号。我们知道，西汉董仲舒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学实质，就是要把学者的思想限定在六经的框架内而不准有任何的逾越。而扬雄则从经典的形成过程考察，发现原来五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损益的过程。就《周易》来说，扬雄认为伏羲开始造了八卦，这种易道在他的时代已经够用了;到了文王的时候，仅凭八卦的道就不够了，于是文王将八卦增益为六十四卦;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又作《彖》《象》等，将《易》之道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正因为扬雄看到了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独特的道来与时世相应，故经学也应当是处在一个不断发展而又不断损益的过程。扬雄的经学损益观无疑是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的，这也是扬雄敢于“拟经”的勇气与胆识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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