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体的起源及《易传》中的互体说

互体的起源及《易传》中的互体说

 

互体是易学尤其是象数易学所推崇惯用的一种重要的解《易》体例。所谓互体，是说在一个六画卦中，二、三、四三交连互成一个经卦，三、四、五三爻又能连互成一个经卦，这是最早最简单最基本的一种互体说。由于互体的种类繁多（将在后文分别详述），为了区别，人们常常将上述这种三爻互体称为互体之“正例”（或正格）。

 

明确提出互体说的是西汉易学家京房，但事实上，互体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左传》时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

 

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杜预注说：“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孔颖达疏说：“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圣人随其义而论之，或取互体，言其取义为常也。”我们认为杜预的注说是有道理的，在《观》《否》两卦中，如果不用互体，则不会有艮象。艮又为山，《左传》既然称“山也”，则必然是指艮象而言。而在《观》中，三、四、五三爻互体为艮。在《否》中，二、三、四三爻互体为艮，两卦当中均有互体艮象。此正如宋王应鱗《周易郑康成注》序言中所说，“以互体求《易》，左氏以来已有之”，王氏指的正是此条筮例。尚秉和先生称“此筮例为言互体之祖”，又说：“后儒谓一卦互八卦，观此其例亦创于左氏也”（《周易尚氏学》，《左传》《国语》易象释）。尚先生不仅认为此筮例运用了互体的正格（三爻互体），同时也运用了五爻互体（此为互体说的一种，详见后文）。他认为《左传》中的许多筮例，只有使用互体说方可解通，对这一点，读者可详见其书，这里不加详述。刘大钧先生说：“此卦（上述筮例）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远在春秋时代，人们在运用卦象分析问题时，已经使用互卦之法，可知互卦法由来久矣”（《周易概论》关于易象）。《左传》中的这一筮例表明其用互体法，这一点已为古今易学家所公认。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周易辞典》（吕绍纲主编）中解释“互体”时，在引述了上述筮例后，说道：“古人占卦皆兼观两卦，未有舍贞卦而就悔卦求象者，故《春秋》内外传筮例尚未可为周人用互之确证。”我们认为此说不妥。从《左传》、《国语》中的筮例可以看出，古人在占筮中，如果占得六爻皆不变之卦，那么此六画卦的内卦称“贞”，外卦称“悔”。如果有本卦及变卦，那么本卦称为“贞”，变卦（亦即“之卦”）称为“悔”。该《辞典》所谓“古人占卦皆兼观两卦”，此不错，周太史对此条筮例的分析，正是基于对贞、悔两卦的卦象。周史称“山也”，决不仅指悔卦《否》中互体之艮，贞卦《观》中不是也有互体艮吗？只是杜预在此只注悔卦《否》中有互体艮卦，而未言及贞卦《观》中之互体艮卦；因此说，《左氏》并“未有舍贞卦而就悔卦求象者”，怎么能以此来否定周人用互体之说呢？那么，《易传》中是否讲过互体说呢？《系辞下传》说：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

 

对于上文“则非其中爻不备”一句，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及明代熊过《象旨决录》均引京房说：

 

二至四为互体，三至五为约象（即互体）。

 

王应麟又于《周易郑康成注》序言中说:以互体求《易》，左氏以来已有之。凡卦二到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是谓一卦含四卦，《系辞》谓之中爻。

 

朱震《汉上易传》说：

 

则非其中爻不备，中爻，崔憬所谓二、三、四、五，京房所谓互体也。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说：

 

同功，互象也。

 

张惠言又于《周易荀氏九家义》中说：

 

同功，即互体也。《系》曰：二与四同功，三与五同功，既合为互象，则二四、三五各有相取吉凶之事。

 

尚秉和先生《周易尚氏学》说：

 

中爻，二至四互一卦，三至五互一卦，京氏所谓一卦备四卦之用也。

 

综上所述，古今许多易学家都认为，《系辞传》中的这一记载，讲到了互体说。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王弼及孔颖达曾认为此处的“中爻”，是指一卦中的二五两个中爻，我们认为此说不妥，对此，唐代易学家崔憬已经对王、孔此说给予了批驳（详见《周易集解》）。正如崔憬所说，《系辞》既于此先讲初上两爻，紧接又讲中爻，此显然是指中间二、三、四、五四爻，故朱子认为中爻“谓卦中四爻”（《周易本义》）。李光地《周易折中》又引何楷曰：“章末（《系辞传》）履举中爻，所以略初上不言者，盖初上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时位中四爻用事之地。”古今易学家对“中爻”的解释多不从王弼说。王弼解《易》一贯主张初上无位（初上两爻未有爻位）说，尤重中间四爻，但为什么于此则将“中爻”仅仅解为二五两爻呢？王弼乃易学大家，想必不会认识不到其他易学家均能认识到的“中爻”是指中间四爻这一《易》之含义，而是他有意要回避四爻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互体说深恶痛绝(见《周易略例•明象》），尽管他在注《易》时也曾羞涩地用过互体，如同他对卦变亦深恶痛绝，然却亦用过卦变一样。对此，朱震曾讥其为“终日数十而不知二五也”（详见《汉上易传丛说》）。王弼非常清楚，如果他将“中爻”解为四爻，就意味着承认了互体说或者说至少是诱发人们从这里寻出《易传》中讲互体的迹象或理论依据。然而，王弼是不会这样做的，否则他将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故此，他只好硬是将“中爻”解为二五两交。事实上，王弼是顾此失彼，摆脱了这一困境，却不知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别有用心地曲解经文所导致的同行（义理派）及异军（象数派）对其的联合批判——众叛亲离，以至于本来对王弼就极为不满的朱震讥其为“盖于象数穷矣”（《汉上易传丛说》）。其实，王弼并非不懂象数，他在东汉末年象数易学走向极端繁琐的情况下，举起反叛大旗，扫象数倡义理，开义理易学之先河，此功甚大，永不磨灭。问题是他也走向了极端，对象数易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全盘否定，此失之甚大。《易》之为书，以象为本，《系辞传》所谓“易者象也”等等，只有“立象”方可“尽意”。象与义二者应兼顾，偏颇于任何一方，均于学《易》无益。故朱子说：“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文公易说》象上传）。王弼对上文“中爻”的错解，便是出自对互体说的偏见。从根本上讲，是他全盘扫象的易学倾向所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