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在古代，哲学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历史观等等全是围绕人生的问题展开的，然而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侧重点。古代希腊哲学主要讲宇宙本原和宇宙的构成，近代欧洲哲学则侧重讨论认识论问题，中国古代哲学无论儒家道家都把重点放在人生论上。
《周易》哲学的中心正是人生论。研究《周易》的人很少注意这一点。我以为《周易》主要是讲人生论的。六十四卦从《乾》、《坤》到《既济》、《未济》，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自初到上，既是对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粗疏的象征式的描述，也是为人的主体行为提供一系列生动的多变的背景。《周易》在进行描述的时候，正确地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同时更加正确地刻划了世界由于自身内在的原因而导致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的情状。然而卦与爻的初始目的是为人设计特定时空情况下的最佳行动方案。每一卦每一爻都是为人的行为迸行指导，告诫在某种时候人应该怎样做或不怎样做。例如乾卦，人处在乾的时候，总的来说要像天那样刚健奋斗，自强不息。乾的自身又有不同的阶段变化，自初至上要求是不一样的。初九“潜龙勿用”，要求安静以待，勿要有所行动;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要求终日谨慎，朝夕戒惕;上九“亢龙有悔”，要求注意防止刚健过度，时刻反省检点自己的行为，使不向反面转化。又如坤卦，人处在坤的时候，总的来说要像地那样柔顺应乾，厚德载物。而各爻的要求也又不同。初六“履霜坚冰至”，特别告诫人处坤之初要注意防微杜渐，警惕自己万勿发展到与乾健抗敌的程度，永远保持顺乾而行的坤柔状态。六二“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此时人最须表现出臣道、妻道来，平时含蓄不露，锋芒在内，一旦君上或丈夫有事，则竭尽全力以赴，待到功成时，却又归美于君于夫。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这是说在必须隐藏不露的时候，绝对不能在任何问题上表现自己，有所行动，不求有过也不求有功。乾坤两卦是这样，其余各卦亦莫不如此。因为《周易》之卦与爻全属为人设计，所以古人才说，“《易》是寡过之书”，《易》之用心在于使人不犯或少犯过错;“《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不论为谁谋，总之是为人谋。可见，《周易》这部书出发点是人，归宿是人，始终讲着人的问题。因为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所以《周易》在讲人的问题时不能不同时讲到天地自然，社会人群;又因为自然与社会是变化的，所以《周易》不能不讲到变化。《周易》是讲变化的，所以书名曰《易》，易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变化。《周易》讲变化的目的是要解决作为主体的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題，使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
实现这个统一的途径是主体适应客体，而不是客体适应主体。客体是变化的，主体为了适应它，也要变化。客体的变化是重要的，而主体如何适应客体的变化而变化更是重要的。孔子在《彖传》中多次论及“顺天应人”的问题，用意主要在于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言行如何适应客体的变化的问题。总而言之，《周易》讲客体如何变化，是为了讲人如何适应客体的变化。
孔子作《易传》，对《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人生论是现代哲学用语，孔子的表述方法与此有异，而含义是一致的。《系辞传上》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天之道是自然规律，民之故是社会规律，《周易》讲的不外乎这两方面的知识和道理。哲理即在这当中蕴含着，显现着。两方面中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呢？从“而察于民之故”的“而”字看，“民之故”这一方面是主要的。明于“天之道”是为了察于“民之故”。后面“以前民用”一句尤其说明《周易》的目的是指导人的生活而不是其他。指导人的生活，并不一定就算作人生论，就算作关于人生的哲学。但《周易》的确认为是。《系辞传上》说出了这样的看法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作《易》的圣人极深研几，以通志成务。这极深研几正是指把人生的问题系统化、哲学化而言。天下之志与天下之务，依《系辞传上》的另一句话“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知道就是“天下之道”。“天下之道”，其实是人生之道，是人生的一般性规律。
《周易》六十四卦各有一条叫做“大象”的辞，是孔子学卦的体会，看来似乎与卦义没有关联，其实正是孔子由对卦象卦义的深刻理解而引申出来的。这些“大象”每一条都是关于人事的，大多是指示道德价值、道德原则、品格修养以及人生理想的，有些则与政治问题有关。孔子显然是从人生论的角度考虑《易经》的。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看待《周易》，假如它不是重点解决有关人生方面的问题，那末它本身或者根本不可能产生，或者产生了也成为无意义的，不可理解的。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周易》主要是一部讲人生哲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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