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时字凡五十三见，大多是讲时观念的。诸如“时中也”(《蒙•彖传》）、“应乎夭而时行”（《大有•彖传》）、“而天下随时”(《随•彖传》）、“与时行也”（《通•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艮•彖传》）、“与时消息”（《丰•彖传》）等等，无不是时观念的明确表述。人之行与时之行偕同一致。时当止则止，时当行则行;时当消必消，时当息必息。行止消息决定于时。天道有时，人道也有时。客观世界是有时变的，人也要讲究时变。主客的统一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人能否适应客观世界的时变。《周易》还有几句关于时观念的命题尤可注意。如：
“豫之时义大矣哉”。
“随时之义大矣哉”。
“颐之时大矣哉”。
“大过之时大矣哉”。
“险之时用大矣哉”。
“遯之时义大矣哉”。
“睽之时用大矣哉”。
“蹇之时用大矣哉”。
“解之时大矣哉”。
“垢之时义大矣哉'
“革之时大矣哉”。
“旅之时义大矣哉”。
等十二句称道卦之时、时用、时义之伟大的话，我们从中看到孔子对《周易》时观念有极深刻的体会。《周易》卦中时的妙用令他感叹不已。六十四卦实质都是讲时的问題，而孔子只在这十二卦上发感慨，是有道理的。《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垢》、《革》、《旅》这十二卦都有一定的反面意义，不是完美的卦，但是如果用《易》者理解其中时的妙用，把握时的变化，便能收到积极的正面的效果。举此十二卦为例，明白卦中时的奥秘，其余各卦之时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十二卦皆重时，微观之又各有特点。例如《革》卦是讲革命的，革命把握时候最重要，不到革的时候不能革，到了革的时候不可不革，所以《彖传》言“革之时大矣哉”。《颐》、《解》、《大过》三卦同此。又如《随》卦是讲以己随人的，随人的关键是得其正，得正无固定不变的标准，须因时而定，其中有时的问題也有义的问题，故《彖传》言“随时之义大矣哉”。《豫》、《遯》、《娠》、《旅》四卦与此同。又如《蹇》卦是讲艰难险阻的，艰难险阻本是坏事，但坏事能起到好事的作用。国家处在蹇的时候，有杰出人物出来顺时而处，贞正而行，则国可治邦可正。故《彖传》言“蹇之时用大矣哉”。《坎》、《睽》二卦义亦略同。
《周易》的人生论讲究主客统一，强调积极的人生应该既不逃避现实也不做现实中的被动者，要认识并把握客观世界，像孔子那样做到“知天命”广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主客统一的目标。所以《周易》贵时，贵时的用意显然是指示人们把握、适应变化中的客观世界，以便在大自然和社会的制约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对于用《易》者来说，欲实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现实的追求，根本的问题是能否深刻理解时的观念，在生产、生活、政治乃至道德的社会实践中主动有窣地驾驭时变。这是极难极髙的标准，没有相当的修养和能力，难以做到。在我们已知的古代杰出人物中孔子是做得好的仅有的一例。孔子自己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又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蓮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孔子懂辩证法，善用变化的眼光看世界，因而极重时的问题，因时制宜是他说话做事看人的重要标准。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总是根据时变，根据客观世界的现实状况决定自己行动的方向，最善于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统一起来。孔子的其他一切思想都与此有关。孔子提倡仁与义，仁与义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不过，这个核心是第二位的，它要受前一个核心即时观念的制约。仁义与礼不可分，仁义是内容，礼是外部形式，仁义礼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仁是解决血亲关系问题的原则，义是解决政治关系问题的原则，礼是解决血亲关系和政治关系两方面问题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中这三者是分不开的。说孔子思想核心是仁或仁义而忽略礼，或者说孔子思想核心是礼而忽略仁义，都是不全面的。孔子自己曾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显然将仁义礼看作一体。盂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孟子也视仁义礼三者为一体，与孔子说的并无二致。从理论上说，仁义礼三者一致一体，不可分割;从实践上说，它们又不能不分割。在实践上落实仁义礼，由于时不同，侧重点必也不同。孔子一向从时出发考虑问题，所以他有时强调仁，有时强调义，有时强调礼。《礼记•丧服四制》门内之治恩摈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说的也是仁义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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