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事业中，最初古人使用《易经》占卜时，只是根据卦象、卦辞、卦理和变爻辞来断卦。
关于这方面占例的记载很多，如《左传》、《国语>、《周语》、《殷墟契前编》、《论衡》等书。对于这些宝贵而真实的记载，历代学者都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些占例的灵验让他们大吃一惊。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中感慨地说《“春秋时代的卜官之流，所占又那么灵验，难道他们竟是信口幵河，适逢巧合吗？当然不是。”“从《左传》、《国语》所载的来看，所筮之事，实在灵验极了！”
《国语•周语》曾记载这样一个占例：晋成公流亡于周。当成公由周归晋的时候，晋人为此占了一卦。占得的是乾義卦变否誇卦。根据乾卦和否卦的卦辞，晋人下了这样的断语t配而不终，君三出焉。因为乾卦的卦辞是Z乾元亨利贞否卦的卦辞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乾为天,为君。上卦之乾为天，下卦之乾为君，有国君配天之象，这是吉兆。但是，下卦之乾变成坤，坤为臣，所以说“配而不终”。又因下卦三阳爻变为三阴爻，所以“君三出焉。”后来果然应验了。
但是，这种占断有一个弊病，就是容易产生不同的解释。《论衡卜筮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的学生子贡占鲁将伐越，得鼎卦的九四变爻辞》“鼎折足，覆公伐，其形渥，凶。”以此爻辞子贡认为鲁国军队不会取胜。孔子看了之后说：这是吉。因为“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为吉。结果鲁国取胜了。
为了克眼这种占断上的含混和误解，后人试图改变这种占断这一尝试是从汉初开始的。当时易学主要有三家：施仇、孟喜、梁丘贺。这三个人都师从田何，田何的易学是从孔子的学生商瞿那里承继的。当时盛行天人相关的思想，认为天象与人亊有因果关系，这就形成了自然哲学的阴阳家和五行家。命运多舛的盂喜奇生异思，以阴阳灾变之说来说明解释《易经他把特定的卦指定为十二个月，将爻指定为日，这样，他把历法引用到占卜中，使占卜有了时间的意义。为了让人相信，孟客谎称这是老师临死前传授给他的，于是这一新颖之学吸引了许多人。这表明人们对《易》学的机械教条不再向往，渴望新的方法和理论。盂喜的谎言后来被师兄梁丘贺揭穿，结果使孟喜威信扫地，但这一改革却被后人承传下来。
到了大经学家董仲舒时，他极力推行阴阳五行学说，大胆地改进《易》学体系。他以阴阳五行推论灾异，预知吉凶他成为西汉对《易》学的第一位改革家。
西汉第二次改进《易》学的是京房。他在董仲舒的基础上，发明了蓍筮配“纳甲”的占卜方法.所谓纳甲就是将六十四卦按八宫排列，每宫八卦，由一经卦领首，每卦有世应二爻，再将天干地支排列八卦的六爻中，以得出的卦的所厲五行，分出父母、兄弟、官鬼、妻财、子孙“六亲”，还根据占卜之日配以育龙、白虎、朱雀，塍蛇、玄武、勾陈“六神”。以此断卦-他的易学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至此，占卜的时空范围更加增大了京房的改进，不仅是方法改，而且在占卜的内容上作了空前的创新，使占卜应用范围更为广阔，准确性增大。其道理也令今人深奥莫测。
东汉时期的易学代表人物是郑玄、荀爽、琪翻•他们的易学不再重识卦辞的全盘象征意义，而是一字一字的由该卦的形象中去寻求答案。但这样的对应式的注解，使原来八卦的象征不足以用，于是他们另幵新径，别作发挥.
郑玄继承了西汉及东汉前期的易学传统，以爻辰和五行来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这一思想直接源于《易纬》和<三统历>。郑玄学说为中国易学结构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此《易经1和阴阳五行就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易学是对京房易学的合理改造。
荀爽的贡献在于他的乾升坤降理论和八宫、飞伏之说。他将二、五爻位的变化与气联系起来，丰富了占卜的内容。
庚翻比郑、荀出生晚，而名大于前二人。他的易学以卦变、旁通、互体、半象等方法传世，对后人影响颇大。他取消了京房易学的候阴阳灾变说，而代以卦旁说，特别一卦中爻位变动而形成的卦变。
汉代易学家的努力开拓，终于便易学的地位得以确立，成为群经之首。汉以后易学家对占卜理论没有作出更高层次的革新，以至今天我们看到的《易经》占卜依旧是汉人的结晶，应该说，这是占卜《易经》的停滞不前，其原因应归结为义理派的崛起。
三国时代天才青年王弼首倡得意忘象的治易思想以后，易学由占卜向哲学过渡。义理派代替了汉朝象数易学，而成为易学研究的主流，使《易经》占卜的意义彻底失去，成为发现规律并构成规律的哲学经典。后来的佛家易学，杨雄的《易》外易学，魏伯阳开创的炼丹易学，李光、杨万里的史家易学，程颐、朱熹的理学等等，莫不如此。
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宋代大易学家邵雍对易学的改进.他的改进可以称作占卜史上划时代的改进。他的易学把天地自然予以象数化处理：将时间分成六十四卦，以此概括宇宙的起源，并用数的规律作为统辖世间万物的规律。于是，他建立起数的祺式说明六十四卦的象的模式.应该说，他使占卜数字化了。从而完成了占卜向科学进入的准备工作数是占卜和科学之间的纽带。
在今天的中国，占卜已被预测学、统计学、运筹学等学科代替。这不能说明占卜的科学化，而是占卜的被弃掷。亊实上，当代的预测学，统计学等并不能完成占卜所做的工作。
占卜面临的问题是新的血液的输入。现在不是科学需要占卜而是占卜需要科学。但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肯付出勇气和心力去完成这一工作。在国外，易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惊人的成果。包括占卜领域的研究，而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能望洋兴叹。他们不是从科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功利出发。这是<易经》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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