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天人感应文化观念的认同。天人感应虽然到西汉董仲舒时才正式提出来，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早已渗入到人们的文化意识中。古时的各种占卜活动、天子祭天祭地，都是基于这祥一种朴素的天人关系的认识：人世的一切都受天的支配，地的制约，人有休咎，天必示之。所以《易》有“天垂象，见吉凶”的说法。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先秦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明确化，提出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天人感应”说，把“天命”、“天意”渲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天人感应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遇有突然变故，人们措手不及，就不自觉地想到了高高在上的天，“夭呐！”正是许多人在无可奈何之际的一种下意识的感慨，反映出对不公平的夭人关系的愤懑。由于相信天的存在，承认天对人的绝对主宰和人对夭的绝对臣服，因此，不少人试图通过某:神方式实现与天的沟通，通过对天人感应之兆的观察分析预知“天意”。占卜和算命恰恰适应了求卜者的这种心理需要。在许多求卜者看来，那些由人为操作而得来的偶然现象都是夭人感应的必然结果，因而对那些本属无稽的东西深信不疑。天人感应的文化观念超越了时空距离，在古今一切求测者那里实现了认同。
其二是宿命文化观念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主要流派对命运的解释互有差异，在儒家那里f命运就是夭意的体现，所以，孔子把“畏天命”视为“三畏”之首；佛门信徒相信灵魂不灭，认为命运就是因果报应；道家另有高见，认为命运是“道”的运动：“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不论各家表述如何不同，但都承认“命有定分”。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上自天子，下至黎民，言及命运，无不默然缄口，倘逢无力抗拒或无法解释的意外之事，莫不感慨“命该如此！”故有“死生由命，富贵在夭”、“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命中无有莫强求”之类的俗谚。这种宿命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性格模式都有很大影响。有的人信奉宿命的文化观念，甘贫守贱，事事唯唯，一生恭谨；有的人虽然相信宿命，但认为“天意从来高难问”，率意而为，一生疏狂简傲。前者求实务实，后者浪漫放达。俞者时时处处希望了解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以便把握自己，决定以后的行动；后者则很少求人预测命运，或者虽然预测，只是聊当一笑。同是相信命运，态度却是两样，前者听之信之从之，后者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在古代中国，敢于执反对宿命大旗的人极少极少，谁反对宿命的文化观念，谁就难免四面楚歌。在宿命论盛行的时代，无神论者是没有多大市场的。这也许是世界古代史的一种普遍现象，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不就是为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妨碍了教会的神学统治，而备受宗教法庭的迫害吗？多年来，我们虽然一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但传统的宿命观念的影响依然顽强存在，最近几年，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由于信仰动摇，反而被传统的宿命观念征服，成为年轻的宿命论者。这就形成了新的认同，即宿命文化观念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为占卜术的延续和再生提供了文化基础。
其三是对超自然力景的崇拜和对人自身力量的怀疑。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崇拜趄自然力量的现象，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都反映出人们对趄自然力童的崇拜心理。这类崇拜后来都变成了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中国的道教，哪一种宗教不是崇拜超自然力量呢？救世主耶稣、安拉神、释迦摩尼（如来佛)、张道陵，哪一个是凡夫俗子？他们是超自然力量的化身，无所不能。一些不相信宗教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强力崇拜。崇拜超自然力量说到底也就是强力崇拜。这种崇拜反映出人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和不信任。造成这种文化心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科学技术落后、社会不公平和人们对自身缺少认识。古人上下相见、朋友相聚、亲邻相逢，都试图表现出自己的谦谦君子之风，言辞都很卑谦。这当然是中国式的交往。然而，卑谦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人，在其深处却隐藏着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和不信任。“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人文环境。在这种人文环境由，不少人藏巧守拙，大智若愚，深藏不露。因为锋芒毕露容易招惹是非，而示人以卑谦却能贏得同情和支持。这正是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迷信和崇拜强力的关键所在。中国社会自汉唐以后积弱积贫，不复见汉唐气象，其深层文化原因，或许可以从这种文化心理中窥视一二。
由于上述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作用，中国古代占卜术在各个时代、各个阶层一直盛行不衰，权倾天下的帝王，宦途碌碌的官吏，寄意科场的学子，瞩意风月的男女，以及那些贫富、贵贱、穷达、寿夭各各不同的人们，对求神问卜都有一种特殊的嗜好•而古代中国满足人们这种嗜好和文化心理的占卜术又是特别多，可谓是花样翻新，奇术迭见。秦汉以前有龟蓍卜（卜筮）、占星、占梦、《易》卦、相术、堪舆术等。秦汉以后，随着五行术的出现和干支纪年法的使用，新出现了九宫、六壬、太乙数、奇门遁甲、建除、丛辰、历家、夭人等术数，中国古代的占卜术由群体行为演变为预测个人的福祸休咎。《史记•日者列传》记载的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日可否娶妇的故事，淸楚地表明由群体向个体的转变。之后，除少数几种术数（如占星术、《易》卦、五行术）还用于军国大事外，中国古代占卜术主要是在士大夫间和民间流行，操此术者主要是道士、僧徒和落拓学子。唐宋时期，又出现了扶箕、己已占、子平推命、轨革卦影等术数，先秦就已出现的拆字、谶语也被一些术士神秘化，用来预言人的吉凶休咎。这个时期，相术和相术理论都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集相术大成的《麻衣相法》，并且还出现了预言唐以后历代王朝更迭的《推背图》。明代，张中的《铁冠图》和袁珙的《柳庄相法》相继问世，海内一时传晌。虽然在流传过程中不少术数已经绝迹，或者虽然存在伹已难窥其全貌，然而，一些术数还是流传了下来，一直到明清时期在文人土大夫间和乡镇都仍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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