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平衡与转换，阴阳是两个对立的范畴，又是一个统一体。阴无阳而不立，阳无阴而不生。阴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大到自然、国家、社会，小到个人身心和细微之物，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阴阳和谐均衡，阴不凌阳，阳不欺阴，阴阳和谐相得，共存共生，共进共退。这不仅是阴阳家所期望的理想状态，也是政治家所向往的理想状态。
但是，不论自然界还是国家和社会，阴阳和谐相得的状态，常常只是人们的一种期望甚至说是理想。自然界有干旱、洪涝、酷暑、严寒，有地震，有海啸，也有火山喷发，山崩地陷，这既是自然界的阴阳失衡造成的，同时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也加速了自然界的阴阳失衡。自然界是如此，人类社会何尝不是这样？国家之争、政党之争、族群之争、公私之争、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同一社会内部的徇私枉法、贪污腐败、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及个人的好狠斗勇、睚眦之怨必报等等，使得人类社会在经受不间断的天灾的同时，阴阳失调，人祸不断。如何燮理阴阳，谁来燮理阴阳，自然成了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
所谓燮理阴阳，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和程序使阴阳这两个对立统一的范畴达至和谐或接近和谐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阴盛则扶阳，阳盛则扶阴，或者阴盛抑阴，阳盛抑阳，通过扶或抑使阴阳达到平衡或接近平衡状态。这样的重任，似乎只有天之骄子——帝王才能承担，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燮理阴阳的重任并不是由贵为天子的帝王来承担的。天子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者，代表上天行使上天对人世的统治。治理国家和燮理阴阳这样的重任，则由“三公”负责。君若不信，有《书经•周官》为证——“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三公是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历代称法各有不同，西汉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他们的职责就是“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辅助皇帝治理天下。“燮理阴阳”是三公的职责所在，所以，三公对于自然界是否阴阳失衡格外关心。东汉丙吉问牛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东汉宣帝时，宰相丙吉有一天带领几个随从到郊外去，路上见到有人斗殴被打死，他问也不问就走了过去。可是，当看到一老农赶的牛在喘气时，他却走上前去，问这头牛走了多远路程，为何喘气。随从都大惑不解，以为宰相遇到人命关天的大事，问也不问，而见到一头牛在喘气，却要停下来问一问是怎么回事，这是轻重失当。丙吉笑了笑，对随从说：“如今正是初春，天气不太热，牛却喘气，这恐怕是阴阳失调。三公之责，就是要燮理阴阳。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应该过问一下，不过问就是失职。至于打架斗殴的事，那是京兆尹应该管的，不是宰相应该问的事情。”作为宰相，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是自然界的阴阳和谐，如果出现阴阳失调的现象，宰相又不能及时协调，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责任，轻则遭罚，重则革职。
虽然三公负有燮理阴阳之责，但实际上，在君权至上的时代，几乎所有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君主决定的，三公只是执行者而巳。所以，君主把阴阳失调之责加在三公身上，实在
有点不够厚道。权力在君主手中，三公只是奉命行事，做得好，主上英明，做不好，臣下笨蛋。在君权神授思想盛行的时代，就是这么个理。所以，即使暴虐如夏桀、殷纣，臣子也得承认帝王的权威，照帝王说的去做。比较而言，还是魏文帝曹丕比较开明。黄初二年（221年）六月三十那天，发生了日食。在天人观念盛行之时，日食、月食等自然界的异常现象，都被视为灾异之兆，是阴阳失衡。按照惯例，一旦出现类似的现象，就要归罪于三公，谏官要上15弹劾，皇上要下诏诫斥。别看三公平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为显赫,但到了这个时候，只好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任人说三道四。魏文帝却是与众不同，他下了一道《灾异免策三公诏》，说：“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他主动地把责任揽了过去，认为灾异现象的出现，是上天对君主过错的一种谴责，不能归罪于三公，如果归罪于三公，那就违背了禹、汤当初责难自己的本意。于是，曹丕下令文武百官各尽职守，今后若再遇到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不要再弹劾三公。这样一来，就把三公彻底解脱出来了。
三公虽然负有燮理阴阳之责，但决策权不在他们，而在号称天之骄子的君主手中。谁决策，谁负责，这才是正理。如果你决策错了，还让别人替你承担责任，那岂不是找替罪羊？既然人们都认为天子代表上天意志，代替上天来统治人世，那么，自然界出现的所有异常现象，所有因阴阳失衡而引起的自然灾害，都应该是针对天子的，是对天子的警告或谴责，这就是曹丕所说的“灾异之作，以谴元首”。三公实际上也是君主的“打工仔”，真正负有燮理阴阳之责的，只能是君主。
自然界出现的阴阳失调的现象，有些确实与人类有关，替如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所造成的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平心而论，自然界的许多所谓的阴阳失调现象，本来就是自然界自身运行的结果，与人类无干。如果让燮理阴阳者承担这样的责任，不论三公还是君主，似乎都不胜其重。不过，对于人类社会出现的许多阴阳失调的现象，人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臂如男尊女卑，譬如男女比例失调，再譬如男女在就业、参政等方面的不平等，都可以说是阴阳失调。对于这样的阴阳失调，整个人类都负有“燮理”之责。在这方面，人们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大有作为。譬如在男女平等问题上，自20世纪以来，许多女权主义者为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不懈努力。经过女权主义者和一些开明政治家的共同努力，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了明显提升，自阶级社会以来出现的男尊女卑的现象，在许多国家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表现在男女性别歧视上的阴阳失衡现象，部分地得到了纠正。这一现象表明，在燮理阴阳方面，人们确实可以有所作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当今社会，要追求自然和社会的阴阳和谐状态，不要企望忽然某一天有救世主下凡，把一切不平之事都统统摆平，让阴阳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而应把希望寄托在人类自身，要靠全人类的努力和奋斗来共同“燮理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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