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所提出的“殊途同归”说，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评判各家学说。《太史公自序》收录了其父《论六家要指》一文。《论六家要指》开宗明义，便引《周易•系辞传》文，阐明其总结学术流派的基本原则和评述各家的基本态度。“《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太史公自序》）就是说，百家之学殊途同归，各有所见，各有所不见.，都是阐发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的。其对各家学说的评论，正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论六家要旨》评述各学术流派说：阴阳之术“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俭而难遵”，然其“强本节用”，乃“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不可长用”，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这些评论清楚地表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各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对其有所分析，有所批评，认为各有可取之处。所以他们强调说：“不可失也”，“不可易也”，“不可废也”，“不可改也”，“不可不察也”。司马氏肯定各家学说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专门写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和《儒林传》等，在史学史上，第一次为先秦汉初思想家写了传记，对百家之学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
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他们推崇道家，尤其是道家黄老之学，并依道家观点批评了儒家。所以《论六家要指》将道家学说作为重点，以超出各家两倍乃至四倍的篇幅进行论述。其《老子韩非列传》乂总结说：“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但也并非一味赞扬：“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太史公自序》）认为道家的学说理论幽深微妙，令人难以知晓。其《老子列传》也有类似的评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知。”这说明，司马氏父子虽然尊崇道家，但也抱有一种分析的态度。
司马迁批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但又极力推崇孔子为圣人。其《孔子世家》“太史公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太史公自序》也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全国上下，凡谈论六经的，无不以孔子所说为定论；孔子的学说和思想一直为学人所推崇和遵循。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所以说：“可谓至圣。”其他思想家列传也无不充满着此种批判精神与科学态度。
司马氏这种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汉书•艺文志》云：诸子之学，“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肯定百家之学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各有功用，不可废除。这与司马迁对各流派所持的评判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并进而提出了舍短取长及诸子相反相成说。所不同的是，司马氏推崇道家黄老之学，而刘氏、班氏则推尊儒家和经学。
其二，评述儒家六艺，前文曾引《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六艺之文虽各有其主旨，但其“于治则一也”。《司马相如列传》也说：“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遮，《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此云“言虽外殊，其合德则一”，全然是《系辞》文“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变相。《太史公自序》评述六艺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这大概就是所谓“虽百家不能易”的道理所在吧。
其三，总结历代王侯治世之道。《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居令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体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其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帝王之道各殊体而异务，“未必尽同”，但要其旨归，皆“以成功为统纪”。所以，司马迁撰作《史记》，均有所采纳和吸收。
也正是在《易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思想的指导下，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从而成就了《史记》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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