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魏晋玄学，大家首先想到的或许是“魏晋风度”；眼前浮现的不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雅人风致，便是一往情深、酣饮嘯咏的风流情性。然而“魏晋玄学”素来被看作是一种“玄远之学”；当时一部分“玄学名士”孜孜矻矻、殚精竭虑于语言的提炼和概念的辨析，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日后的发展无疑有着更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与俊逸不群的“风度”和清言疏脱的“玄思”这些表面现象有所不同，魏晋玄风的形成实际上和当时的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先从三国时代的政治制度谈起，对魏晋玄学的成因、发展及其特点作一个整体的概观。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事件，既标志着一个大一统帝国在文化精神上的真正确立，同时也暗示了注重礼乐教化的儒家思想将在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大一统局面中承担起重大的历史使命。在以后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儒士们一面注意对诸家之学的吸收会通，一面重视自身思想体系的构建，遂对两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汉人在事功方面是伟大的，儒家思想对于两汉政治正面的贡献也是卓然而不可磨灭的。然而汉人过于实际的政治兴趣也妨碍了他们在理论思维方面的进一步提高；从两汉诸儒到那位因崇尚神仙而特具神秘色彩的淮南王刘安，在建造各自的理论体系时，都没有能够全然摆脱素朴、具体的“元气论”的影响。
东汉末年，儒家前此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逐渐变为教条，成了名副其实的“名教”。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败和地方察举制度的腐化，“综核名实”——考究一个人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职位、名号是否相符——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汉末魏初，起于实际政治需要的对名实问题的探讨，不期然地将重心转向了对概念本身进行分析的“辨名析理”。于是，在公元240年的“正始”之初，道家思想借助名理之学的研讨以新的形式重新崛起，被时人冠以“玄学”的名称。至此，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在理论思维方面出现了关键性的飞跃，这对日后同化印度大乘佛学以及两宋诸儒重建理性的“道统”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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