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图”“洛书”“河图”“洛书”的学术源流

论“河图”“洛书”“河图”“洛书”的学术源流

 

关于“河图”“洛书”，宋代以来学者多有争论，但迄今无人能把它彻底说清楚。推崇者认为河图、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定九畴；反对者则认为以河图、洛书为画卦作《易》之本、中国文化源头的观点是牵强附会、无稽之谈。®笔者不揣浅陋，也对河图、洛书谈点看法，以擒读者，并冀望就正于海内外方家通人。

 

“河图”“洛书”的学术源流

 

关于“河图”，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文献是《尚书•顾命》：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这是记述了周成王死后，周康王举行即位大典时殿堂中陈列的器物，河图是其中之一。很明显，河图从它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时起，便具有帝王受命的色彩。

 

《尚书》之后，河图一词又出现在《论语•子罕》篇：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巳矣夫!

 

由孔子的感叹，可知河图和凤鸟一样，被古人视为重要的祥瑞，是天命的象征。孔子虽然没有具体说河图是什么，但他把河图解释为黄河所出的图，从而也限定了后人对河图的解释范围。

 

孔子之后，《墨子•非攻下》也提到河图：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据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绿”即“篆”那么篆图当是黄河中出现的象征天意的符命之图，也就是河图。《墨子》中的这段话，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如下几点：第一，他也是从帝王受命的角度理解河图的。第二，墨子明确指出了河图出现的时间，就是周文王、武王伐纣之时。第三，墨子还叙述了文武翦商时出现的多种祥瑞，其中“赤鸟衔珪”“河出绿图”，即孔子所说的“凤鸟”“河图”；除此之外，又有“泰颠来宾”“地出乘黄”两种。其中，泰颠是商周之际的贤人，《尚书•君奭》篇周公旦依次叙述了成汤、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等帝王受命时各有贤臣助之，直到文王受命时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五位贤臣助之。如果说赤鸟象征天瑞、河图象征河瑞的话，那么，墨子当以泰颠为人瑞的象征；至于乘黄，即是黄马象征地瑞。《诗•郑风•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黄。”如果我们从《尚书•君奭》《尚书•顾命》所透露出的周王朝乃秉承天命而立的文化氛围来看的话，周康王即位时殿堂中所立的器物，无疑都是商周之际周文王、武王所得到的宝物——天命之符；由之也说明了孔子感慨的历史对象，就是墨子所清楚说明的文武伐商之事。河图，就是周文王时黄河中出现的祥瑞。按照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较之于以后诸说，无疑是孔子、墨子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至战国中后期，于河图之外，又增添了洛书这一祥瑞。《管子•小匡》记载管仲答齐桓公“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之问时曰：

 

夫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

 

孔墨关于河图，都认为是从黄河中出现的，但具体怎么出现的，并没有交代。《管子》则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既然“河图”“洛书”都出自河流之中，按常理推断当然是生活在河流中的动物带上来的，这就是龙和龟。很明显，《管子》的这个说法，是为了强化天命祥瑞的观点，并且是受了凤鸟、黄马说法的启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中已把“河图”“洛书”的出现时间，又往前推到了三代之远。

 

以上是先秦时期“河图”“洛书”的几个说法，并没有与易卦发生联系，那么，为什么到了《系辞》中，“河图”“洛书”突然成了易卦的本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