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平真诠》自卷二“论用神”节起,进入了此书最重要的论题一格局。“论用神”说:
八字用神,专求月令。以日干配合月令,而生克不同,格局分焉。财官印食，此用神之善而顺用之者也;煞伤劫刃,用神之不善而逆用之者也。当顺而顺,当逆而逆,配合得宜,皆为贵格。
这一小段话,是沈孝瞻格局论的纲要。偏偏这个纲要,却被此书迄今最权威的评注者一命学大师徐乐吾所误解了。关键在“用神”两字。请看徐氏对这段话的注释:
用神者,八字所用之神也。神者,财、官、食、印、偏财、偏官、偏印、伤官、劫刃是也。八字中察其旺弱喜忌,或扶或抑，即以扶抑之神为用神。故用神者,八字之枢纽也。所取用神未真,命无准理。故评命以取用神为第一要义。
取用神之法,先求之于月令之神。月令者当旺之气也。如月令无可取用,乃于年日时之干支中求之。用虽别求,而其关键仍在月令。譬如月令禄劫印绶，日元盛旺,劫印不能用,则别求克之、泄之之神为用，用虽不在月令,而别求之关键，则在月令也。若四柱克泄之神多，日元转弱，则月令劫印,依然可用。故云用神专求月令。以日元配月令地支,察其旺衰强弱而定用神也。.....
沈孝瞻所谓“八字用神,专求月令”,其“用神”两字恰恰不是命理学中常用的“用神”概念。而徐乐吾却以常用的用神概念一“用神 者,八字所用之神也”一去解释它了。于是两字之差,全盘皆非。沈孝瞻在命理学上的殚精竭虑的创造,经徐乐吾的注释，都化为乌有了。这实在有违徐乐吾的初衷吧?对此，我曾在《八字与中国智慧》一书中指出:
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经学传统。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开始了“经学时代”。一切以经典为依归，自己的思想见解，也都要以解释经典的面目出现,力求从经典中寻到立说的根据。这就常常发生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情形。这里,徐乐吾的评注也可以算上一例吧。由于徐乐吾的“评注”,沈孝瞻对格局的苦心探讨便付之东流了。人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倾注到用神上去了,于是,格局便在人们的视线里渐渐消失了。
当然,传统命理学一直在俗文化中成长,并没有权威或权威性的经典来规范它使用的术语,这就造成了命学作者之间以及作者和读者之间在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反过来,可能也正因为它是在俗文化中发展,没有出现过由政治当局者或大儒认可的具有权威性的标准著作(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了后来历代皇朝科举取士的标准典),因此在近2000年的岁月中,它能始终保持蓬蓬勃勃向前探索的生命力。然而，确实也不能低估徐乐吾评注误解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延伸到今日。 比如近年出版的台湾命理学家李铁笔的《子评真诠评注》还说:“本文认为八字用神乃依月令来择取，根本是该摒弃之讹谬之论,”“讹谬之论”,言之甚重。这正是从徐乐吾的用神概念上来说的。沈孝瞻进士若地下有知,真不知抱有多大冤屈!
那么，《子评真诠》所谓“用神”之原意究竟是什么?
这个用神指的是取格之神,不妨称之为“格神”。它是指八字结构内的一个主导力量。如前面所指出的，《子评真诠》代表了传统命理学在关系分析层面上的研究的深化。它分析的基本前提是以日干为-方， 以除日干之外的其他七个字为另一方 ,前者是日主本身,后者是八字结构内部日主所处的“环境”。沈孝瞻实际上要做的，是把这“环境”作为独立的单位来加以研究,看其是否一先天的良好的环境,或者是否能构成一个良好的环境。打个不很恰当的比喻,由八字结构除日主之外的七个字,构成了一栋房子,而日主则是房子的主人。要了解房子主人的社会地位，可以先观察一下这房子的建筑状况。它或是气势雄伟,富丽堂皇,或是破旧零乱,墙颓瓦残。你对这建筑的感受,大致可以告诉你这屋子主人的境况了。沈孝贍想做的就是对这个建筑作出分析,即对八字内部环境作出分析,然后再跟日主本身的分析参合起来，以期对整个八字结构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评介。这“环境”的研究,就是格局的研究,体现了传统八字研究的深化，也是沈孝瞻对命理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八字结构本身是自然之气的状态在时间序列上的缩影。八字中的内部环境是出生时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的反映。月令地支显然是这方面信息的最重要的标记。因此，要了解环境中的主导力量，当然首先要到月令中去找。所以沈孝瞻说:“八字用神,专求月令。”十分明确,月令是取格的枢纽(提纲):然后，“以日千配合月令,而生克不同,格局分焉。”这是说,将这个月令中的主导力量取出来,对照它跟日干的关系,就知道它的名称，进而用以命名格局,这个八字的格局就可以确定下来了。其实,前一章讨论过的陈素庵的《命理约言》,已经对取格作了较规范化的处理一“ 先以月令推之”。至此,沈孝瞻还是沿着前人的足迹在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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