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产果期，第四阶段，自两宋至近代是中国佛教的产果期，也是佛教融入中国本位文化之后产生的文化成果，推出新的文化异彩，举其大者而言：
第一，产生了宋明理学（包括宋朝•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宋明学者，大都是“儒表佛里”，披着儒家的外衣，骨子里都是佛家的观点。现代学者都已承认宋明理学就是禅宗的变相。所谓变相的禅学，就是佛学特别是禅学与儒家在中国文化内核层融合的结果。
第二，产生了全真道教。产生了“三教合一”（或“三家合一”)的新思潮和新文化。“三教合一”的思想，早在东汉牟融《牟子理惑论》中就已提出。道教吕洞宾宣扬“三教一家”，髙唱“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南宋以后，由于懦、道、释三家在“内在修养”上更趣融合，更渐一致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新思潮。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就是在“三教合一”的思潮下创立了功行全真的“全真教派”。《全真祖师碑》称王重阳“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劝人颂《道德淸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他在创建全真教前，曾创立“三教士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尘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主张懦、释、道三教合流。以后才创建全真教，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原来道教的“正一派”是不出家的，他学了佛教的办法，创立道教的出家受戒;原来“天师派”是搞符箓的，他学了佛教参禅、修止观的办法，发展了道家的内丹修炼，不搞外丹，利用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来充实和发展道教。他主张要读的三经，《孝经》是儒家的，《道德经》是道家的，《心经》是佛家的。
隋唐时代，三教鼎立，三教各自突出自己。宋元以后，从佛家开始，其次道家，再次儒家，三教在“内在修养”上，都加强了理论的阐述和实践的修持。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蕴育产生，在修养的方法和形式上，为三教合一，都提供了新的结合条件。如儒家讲存心养性，道家讲修心炼性，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讲养生送死(贞生安死），道家讲长生不死，佛家讲了脱生死等等，在心性、牛.死等内在修养根本问题上，都显示出了三家的同一性。在修养方法上，儒家讲气功(养气），道家讲丹功(炼丹），佛家讲定功(修定），也表现了三家的共同性。从“内在修养”进而翻看“外在作用”，懦家讲世界大同，道家讲天下一家，佛家讲人间净土，同样显示了三家的一致性。
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就是时至今日，“三教合一”的过程并未完全终结。无论是在“内在修养”或“外在作用”上，还有许多内容要发展。特别是在人体修养方面，还有许多领域要扩大，要深人，要发掘，要研究，而且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体深层次的修养和人体科学的发展，将是“三教合一”的真正归“一”所，将是东西文化的结合部，也将是人类科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真正突破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已经能上天揽月，然而人类对人自己本身，如人体功能的生化本身、生命现象的原始要终，等等，则知之甚渺，还在幼稚阶段。在这方面，中国的三家，都有各自独到的研究和特殊贡献。所以“三教合一”的内在修养还会发展。反过来内在修养”的“一”必然又会促进“三教合一”外在作用的“同”。这个“同”将是真正的世界大同。这里必须明确的，佛法不是说绝对的“一”，绝对的“一”是死的。佛法只说“不二不二”就是活的“一”。所以“三教合一”，应以“三教不二”来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实相和实质。
第三，产生了提供思想来源的文化思想宝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为了救亡图存，钻研佛学成为一时风气。一些启蒙思想家和民主革命派，都曾在佛家的文化库里找思想武器，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等，乃至早年的毛泽东、瞿秋白等，都走过这条路。瞿秋白说过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Z孙中山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广佛学是哲学之母”，另一句是：“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的自然力”。这两句话，表面上看，似乎不够准确，带有片面性;深思一下，道理是很深刻的。这是中山先生对佛学的心得和对佛教的体验，是明智语，不是糊涂语。毛泽东早年就曾用佛教的观点写过一篇《心力论》的文章。
时至现代，西方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但在思想方法上也碰到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备感困惑而不能自拔，不说危机，可谓困境。有识之土，也不得不转而向东方的神秘哲学来探路问津。我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说，现代科学与神秘主义，尽管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许多论战、交流、渗透，但基本态势还是两条平行线，并没有达到高层次的结合，即内核层的融合。这两条平行线接轨的结合部，即我上述的，将是人体深层次的修养和人体科学的发展。这个人体大难点的突破，将是人类真正的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
综上所述，可见佛教的传入是东来西往、和平清入的，佛教的成长是经过论战而成长的，佛教的成熟是经过“两化”(中国的佛教化和佛教的中国化）而成熟的，是通过“三教合一”而结果的。中国佛教表现于外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点，与其含藏于内的全面性、丰富性、开创性、多样性、广泛性等特点，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得很突出。这十个特点虽然与佛教自身有关，但并非佛教所独有。按佛教说法，它是共性，是显的。而这十个特点又都是佛法般若圆融性的妙用，这是佛家自身所独有的，是不共的，是密的。而这个显密又是圆融的。这十个特点也如开始说的“因陀罗网”的宝珠，华严世界的十个玄门，它是事事无碍，而又重重无尽的。因为它们都是圆融的。这是佛教的说法，大可研究。
中国佛教文化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佛教文化以其般若圆融的法性，必然会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协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其实，佛教的大乘戒行，彻底无我为人的精神，究竟如实的智慧，人间净土的行愿目标，都是最能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所以佛教文化将会像过去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一样，也会辉煌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历史贡献。在第三期，即中西文化交流期中，中国佛教文化也将以其般若圆融的法性，不但能协调中国整体文化，而且能吸收西方文化之长，补救西方文化之短，从而与全人类先进文化相结合，协调整个世界文化，为整个人类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
当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待佛教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妄自尊大，搞国粹主义、封闭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在内，遗留下来的糟粕和弊病也是不少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消除革新的。但总的有一条，它根本核心的东西是精华的。再就是爱国主义，中国佛教，取经译经，判教开宗，固然为的是佛教，也为的是中国。爱国爱教，自古已然，一脉相承，于今为烈。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如同交友一样，从来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从来都是“絮尽精微”、“取精用弘”的。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文化，必将更加发扬光大，结出更丰硕的成果。这要靠我们大家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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