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成仙得道是“显学”，而到了唐宋时期人们更注重现世的利益，于是善恶报应又与现世的功名利禄联系起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面相、禄命术等术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湖术士通过算命、相面等术数使得人们接受宿命论，同时又拋出“善恶报应”理论来告诉人们如何改善命运。可以说，术数为唐宋时期的善恶报应提供了“实证基础”，使得求测者产生敬畏感，进而遵守道德规范。
善恶报应与术数在思想上的“互补”，在唐宋时期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屡见不鲜。《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颇晓术数。选授江南一县宰，自课其命云：“来年秋，禄寿俱尽。”将出京，又访于日者，日者曰子来年七月数尽，胡为远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资遣耳。”及之任，买得一婢子，因诘其姓氏，婢子曰“姓张，父尝为某堰官，兵寇之乱，略卖至此。”范惊起，问其父名，乃仿昔之交契也。谓其妻曰某女不忧不嫁，悉以女妆奁，择邑客谨善者配之。”秩满归京，日者大骇曰广子前何相紿之甚！算子禄寿俱尽，今乃无恙，非甲子差繆，即当有阴德为报耳！”范曰：“俱无之。”日者诘问不已，范以嫁女仆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寿，未可量也。”后历官数任而终。
唐代的范明府是一个精通术数的人，被选拔成为江南的县宰，他自己为自己算命说：明年秋天禄命就到尽头了。后来在要离京的时候，又找到了一个日者（术士）算命，日者告诉他明年七月寿命就到头了，劝他不要去远方做官。范明府说自己还有一个女儿未出嫁，当官赚些俸禄正好用作女儿的嫁妆。在他上任后，买到了一个婢女，细细一追问才知道，婢女是故知的女儿。于是，范明府对妻子说我们的女儿不担心嫁不出去，就把嫁妆给故知的女儿，让她出嫁吧。”范明府任职十年期满回到京城，日者见到他大吃一惊，说道我算你的寿命已经尽了，到现在依然无恙，莫非你做了积德的事情？”范明府说并没有，日者不停追问，范明府将嫁女仆的事情告诉了他。日者说这就是了，你的福寿不可限量。”后来，范明府做了好几任官才去世。
《太平广记》中范明府的故事充分说明唐代道教教义已经开始与命理学的宿命论互相借鉴。命理学告诉人们，富贵夭寿是有定数的，而当命理学不验时，术士就归因于“阴德”。那些做了善事的人、积了阴德的人，就能够改善自身的命运。
到了宋代，道教善恶报应的教义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并通过“劝善书”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太上感应篇》说道：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通过劝善书等形式传播于社会，使得人们不但相信命运之存在，也相信能通过身体力行道德规范达到改善命运的目的。北宋吴处厚所著的《青箱杂记》记载了两首道诗：冯瀛王道诗虽浅近而多谙理……今并录之，诗曰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水须浅，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诱恶，稂虎丛中也立身。”
这两首道诗说明，在宋代“穷达皆由命”与“但行好事”的观念已同时深人人心。可见，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为贯彻宿命论的命理学注人了道德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善恶报应的思想，命理学所宣扬的宿命论与功利主义很容易让人们为现实之利益毫无顾忌、无恶不作。正因为人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命理信仰才未走向彻底的“无神论”，进而让人们产生对“天命”的敬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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