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测字术的缘起，除了上述“文字崇拜”和汉字体系两大因素之外，还与一个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一根深蒂固的离合汉字之风关系密切。
违背汉字结构“六书”原则任意解拆汉字、望文生义的做法，并不是测字术士的“专利”，早在测字术问世之前已约定俗成。据历史文献记载，这种现象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类似的说解还有“人十四心为德”、“二首六身为亥" 等。稍后，有《韩非子》提到的“自环者为私，背私者为公”，《说文解字.序》指斥的“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 等。至于汉代传习的某些文字说解，如“禾人于水为黍”、“一贯三为王”等，均托名孔子来自圆其说，实质是兜售任意析字的私货。
在汉代的著述中，肢解文字形体和滥用会意释义的例子屡见不鲜，与拆字的做法并无二致。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无二》:“止于一者谓之 ‘忠'，二‘忠’谓之‘患’。”桓谭《新论.辩惑》:“道人作金银云:金，金与公，公则金之公;而银者，金之昆弟也。”尤其是纬书在进行经学阐释和文字训诂时，为了把一-些政治图谋附会为神的意旨，破坏汉字的固有结构，完全背离了造字的本源和文字的始义。我们可以从辑佚纬书中窥见其例:“星， 阳精之荣也。阳精为日，日分为星，故其字日下生也。“天合为大一，分为殊名，立字-大为天。”“西米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阳精。”(《春秋说题词》)“日者， 口合共一。”“两口衔士为喜。“屈中挟乙而起者为史。”“仁者， 情志好生人，故其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为仁。”“八推十为木，八者阴，合十者阳数。”“罔言为詈，刀詈为罚。”“刑字从刀从井。 井以饮人，人人井争水，陷于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惧以全命也，故从刀从井也。”(《春秋元命苞》) .....种种，不-而足。
曹魏以后，两汉纬书之以字占解的流风余韵犹存，剖文析字现象时有所见。如“蜀”被分拆为“横目苟身”，“肉” 被分拆为“内中人”，“未” 被分拆为“木刺天”，“合”被分拆为“人一口”，“凤”被分拆为“凡鸟”，“槐" 被分拆为“木旁鬼"，“紫”被分拆为“此下系”，“靴”系被分拆为“革旁化”，“屋" 被分拆为“尸下至”;年号“天保"被分拆为“一大人只十”，“大亨”被分拆为“一人口子”，“天正”被分拆为“二人一止”，“隆化"被离合为“降死" ;梁叛将侯景被大卸大剖为“小人百日天子”....怪陆离不遑备举。参与其事者有帝王、将相、士大夫，如薛综、杨修、吕安、杨元慎、萧岿等，足见风气之盛。
隋炀帝与侍女析字取乐，以杳娘之杳为“十八日”，将“朕”字左边-撇搬到右边而成“渊”;唐代贺知章以为“孚”隐喻着“爪下子”之义;薛王叔析“幽"为“山上丝”;张猷以“镜(鏡)”为“立见金”;还有“迥”为“吕走”、“住”为“人向主”、“柳”为“卵附木”...其.最典型的事例为《朝野佥载》所记武则天改“国”字: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上书云:“国(國)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口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密封奏章者云:“ 武退在口中，与囚字无异，不详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作“窗”。
宋代的文字崇拜达到空前的程度，离合文字的风气也比前代更普遍。王安石的《字说》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穷数年之力，成《字说》二十四卷，他对此自视甚高，并上表皇上，“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可见影响之大。王安石《字说》一反《说文解字》六书之法，力求“创新”，在六书中，仅取“会意”一法。他说造字的目的是为了恢廓自己的观念，文字符号变成了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请看他对一些文字是如何任意离合而加以“会意'的:人为之谓伪”、“位者人之所立”、“讼(訟)者言之于公”、分贝为贫”、“歃血自 明而为盟”、“二户相合而为门(門)”、“蔗，草之庶生也”...测字中滥用会意之法的主张与王安石的《字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加以比较:“六书之学，莫妙于会意。会意之妙，在合众体以成文。如止戈为武、力田为男、背私为公、一勺为与、十口为古、大可为奇之类-..古人岂不识字哉?仁智异见，拟议无方，此会意之妙也。”(清方文为《字触》所作序)
客观地说，文字符号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而这里却称文字可以“仁智异见，拟议无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说你的，我听我的，这就不成其为文字了。术士们这样钟爱会意之法，就是因为汉字原来的会意法给他们提供了掩人耳目的幌子、塞进私货的契机，使他们“会’出神来，引出命来。
从以上叙述，我们已清楚地体察到测字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氛围是确实存在的，离合文字的风习不仅受平庸之人的认同，甚至得到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们的青睐。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测字术终于问世了，并在历史的路途上留下了自已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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