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谈周易：《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

钱锺书先生谈周易：《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

 

钱锺书先生以为：“按《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是‘象’也者，大似维果所谓以想象体示概念。盖与诗歌之托物寓旨，理有相通。…然二者貌同而心异，不可不辨。”

 

理赜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释氏所谓权宜方便也。古今说理，比比皆然。《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签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王弼恐读《易》者之拘象而死在言下也，故于《明象》篇重言申明云云。盖象既不即，意无固必，以羊易牛，以凫当鹜，无不可耳。如《说卦》谓乾为马，亦为木果；坤为牛，亦为布釜。言乾道者取象于木果，与取象于马，意无二致也。言坤道者取象于布釜，与取象于牛，旨无殊也。若移而施之于《诗》：取《车攻》之“马鸣萧萧”，《无羊》之“牛耳湿湿”，易之曰“鸡鸣喔喔”，“象耳扇扇”，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着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变换，将别开面目，另成章什。毫厘之差，乖以千里，所谓不离者是矣。

 

钱先生于是总结说：“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冤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然两者亦自有其相近之处。“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刘勰称‘《易》统其首’，韩愈赞‘《易》奇而法’，虽勃窣理窟，而恢张文囿，失之东隅，收入桑榆，未为亏也”。然“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轻则穿凿附会，重则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为大兴文字狱的惯用手法，可不慎哉，可不具哉’

 

钱说辨析精微，令后学叹服，综观其论，则正是区分了《易》之象征与《诗》之比兴的异同。

 

如果说，比兴或云寄托是将情感投入形象的话，那么象征则是为观念寻找某种对应物或相关物。其相似者，二者都有一种比喻或借代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象征手法与比兴有时能完全合二而一，如班婕妤之《团扇》、曹植之《七步诗》等。其不同者，象征的感情和形象都可抽为某种观念或观念符号，而诗中之比兴或寄托则不能。从客体看，.寄托中的形象只有贯注作者的情感内容才有艺术生命。如果它被抽象为某种观念符号，其所载感情内容就失去了附托，意境也就无从产生。

 

象征中观念占统治地位，远远溢出它的对应符号，因此读者可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从而获得超出符号形式的具体内容。如《坤》六二《象传》：“履霜，坚冰至。”《文言》即解之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这里把“履霜坚冰至”视作因果关系顺理成章的社会现象，不是一朝一夕所成。但诗喻就不同。诗是表达文情的，如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周振甫先生解释道：“这首诗是咏王秀才所居双桧，也是送给王复本人的。他用桧树树干的直，来比王秀才的为人正直；用桧树根在地下也是直的，来比王秀才在私下里也是正直的。这个比喻只能对王秀才说，不可能有其他的含意。时相向神宗进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①此苏轼幸亏碰上了宋神宗，才免遭无限上纲的厄运。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诗之比兴，客体作为情感相融物存在，是主体对象化；象征，客体作为观念对应物存在，是客体观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