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大师何晏和王弼。东晋时，袁宏曾撰有《名士传》，“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夏侯玄其人，前面己有过介绍。至于何晏和王弼，则确乎一代风流名士，尤其是青年才俊的王弼，卓然不群，似是占尽了天地间的逸气。《晋书?王衍传》中有一段记载，简要概括了何晏、王弼大畅玄风的“贵无”思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不过，具体而言，何晏、王弼的思想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才情上的差异，但也有境界的局下之别。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今河南南阳）。其祖父，便是《三国演义》中那位因刚愎、鲁莽而被杀的大将军何进。作为何进的孙子，何晏似乎表现出偏于阴柔的另一面性格。据《太平御览》引《何晏别传》记载：“晏时小养魏宫，七八岁便慧心大悟，众无愚智，莫不贵异之。”甚至，有史书称，曹操喜欢何晏的聪慧，“欲以为子”，可见其智力、性格的聪明和早熟了。尽管如此，直到魏明帝时代，何晏一直不太得志。当时魏明帝一心要“务绝浮华谮毁之端”，结果何晏与邓、李胜等一班名士均遭抑黜。当然，这里的“浮华”云云，主要不是指何晏生活上的细节，这一点，周一良先生在绎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有明确的注解：“所谓浮华，非指生活上之浮华奢靡，而是从政治着眼，以才能互相标榜，结为朋党，标举名号如‘四窗’、‘八达’之类以自夸。”（《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5页）直到正始年间，曹爽辅政，何晏这才得到重用，担任吏部尚书，成了曹爽的心腹。不久，曹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何晏也因此为司马懿所杀。
撇开政治上的成败不论，那么，何晏在学术方面确实才华出众且又用功颇勤。据《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魏氏春秋》称，“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名士裴徽也曾赞誉何晏说：“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从有关史料
看，何晏曾撰有《道德论》、《周易说》或《周易私记》、《周易讲说》，但都已佚失无存了。他的著作中得以完整流传至今的，是一部《论语集解》。平素，何晏对自己的才学也颇为自负。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记载：“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这里的司马子元是司马师，亦即司马景王。作为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成了曹魏的实际统治者，于政治上恰好是何晏的对立面。在这种场合下，何晏依旧夸夸其谈，扬己抑人，由此可见其英华外露的性格之一斑了。或者魏明帝的“浮华”之斥，正对了何晏的毛病。
与何晏相比，王弼对政治的兴趣要小得多。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人（今山东金乡）。晋人何劭为其作传称：“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正始年间，黄门侍郎一职屡缺，己为吏部尚书的何晏有意提拔王弼，但经过一番波折，仍由丁谧推荐的王黎充任黄门侍郎，而以王弼补台郎。好在王弼究心玄理，于事功一面“雅非所长，益不留意焉”（同上）。也许是同为风流名士的缘故，王弼在个人性格方面表现出与何晏相像的特征。史称王弼“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同上），可见其平素为人行事的飞扬激越了。何劭说王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同上），看来是有所依凭的。尽管如此，正始十年，王弼遇疠疫病故，年仅二十四岁，司马师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禁为之“嗟叹者累日”（同上）。
至于玄理的探赜索隐、极深研几，青年王弼显示出其邃密玄远的思致，卓然为“正始名士”中的天才领袖。王弼的著作，现存的有《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和《周易略例》等。其中，《老子道德经注》在《旧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为《玄言新纪道德》，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又著录为《新纪玄言道德》。经现代学者刘汝霖先生的考证，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大约撰于正始四年，时王弼年十七岁（参见《汉晋学术编年》）。《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弼别传》中还记载了一则故事：据说何晏完成了《老子注》后造访王弼，见到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精密玄奥，不由叹伏道：“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
矣！”结果回去后将原先的《老子注》删作《道论》和《德论》，改成了两篇文章。由此看来，少年王弼无论在抽象能力方面还是玄理境界方面，都己经要高出何晏一筹了。王弼注释《周易》的著作，除《周易注》夕卜，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周易大演论》或《周易大衍论》，但原文己经佚失。现存韩康伯《周易?系辞上》注文中所引的王弼大衍论，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段。此外，据《中兴书目》记载，王弼还撰有《易辩》一卷，似乎也与《周易》“大衍之数”有关。
总之，从何晏、王弼“好老氏之学”而倡导“贵无”思想起，一种经过名理学洗礼的新道家学说便开始产生。与原始道家那种内蕴深厚历史感和政治意识的“道论”不同，正始之际的新道家思想表现出“玄远”的思致和抽象的理路。站在哲学角度看，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理论思维能力，并因此开拓了新的一重人生境界。以“正始之音”为标志，经过何晏、王弼等等玄学名士的阐释，从先秦“道论”到西汉“气性论”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出现了一个飞跃。玄学，作为一种“玄远之学”，突破了以往具象的大一统宇宙论范围，“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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