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是“六经”,即《书》、《诗》、《礼》、《乐》、《易》、《春秋》。
与《书》、《诗》、《礼》、《乐》和《春秋》相比,《易》的产生时间敁早,因而在中国学术即所谓“国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尤其重要。
班固(32—92年)在《汉书•艺文志》说:“《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亊焉。”班固把《易》视为“与天地为终始”,视为“五学”之原,将《易》罝于“五学”之首,是很有见地,也是符合史实的。
从商代的甲骨文的简练文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长篇大论的大童著述之间,应该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作品或文字著述。这样才符合作品或文字著述演变的规律。在迄今并无新的作品或文字著述发现之前,我认为一向被搀杂在“六经”中的《易》,当首先是这样的作品或著述。
谈《易》然涉及八卦。《左传•昭公十二年》载,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u”其中的《二坟》是否就是有人认为的《三易》?因为《三坟》亡佚而未重见,故不得知。其中的《八索》一直被认为是有关八卦记载的最早的书,但《八索》是否就是传说的伏羲所幽的八卦?它与《易》的关系如何?因《八索》迄今未得见,故也不得而知。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周易》是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经过周文王父子创作《易经》,而由孔f及其弟子等创作《易传》而成书的,是中国最早的成书。这种史实,已经并继续不断地得到考古发掘的证明。
“六经”中之所以只有《周易》幸免于秦始皇焚书,是因为沾了“卜筮之书”的光。
从迄今已有的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看,《易》是中国煅早的一部成书,把它视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总源,至少至今仍站得住脚。
《周易》之《易经》部分,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的相关情况,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等。说《易经》基本成型于殷周之际,并小'意味着否认其在此后的岁月中没有增饰和修订。《易经》卦爻辞中所记载的某些出自文王、周公之后的事,就说明这一点。但综合各方面的资料看,《易经》早在孔7•之前就存在,而且可能有多种诠释本,自然都成为孔子整理《易》的参考素材。不管《易》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其他五种典籍有怎样的不同,既然统统经过孔子整理过,便决定了《易经》与其他五种典籍的某些相似之处。
要是从儒家笼统地把《周易》(而不是只把《易传》)当成自己的“经典”来理解的话,那么,《周易》就绝不止是儒家经典。只要仔细分析其内容,就会发现它远远不是儒学所能涵盖得了的。《周易》除了涉及“道”、“法”、“阴阳”、“农”、“医”、“兵”、“纵横”等大致与儒家同期的各家学说外,还蕴涵了“天文”、“地理”、“数学”、“领导”、“决策”、“经营”、“管理”、“用人”、“教育”、“改革”和“养生”,以及“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思想。其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共建”的原理,在今天地球上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人文生态危机面前,越来越显现出其巨大的借鉴意义。《周易》的领导、管理智惹和思想,对今天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其他方面的领导、管理及决策的运筹和应用等等,均具有启迪作用。《周易》重整体、系统、结构、平衡的宇宙观念和思维方式,对于现代思维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重要性,已越来越备受海内外学术界和实业界注重。《易经》所蕴涵的伦理思想,对当今越来越备受重视的基因伦理、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企业伦理、网络伦理,乃至全球伦理和空间伦理的建构和发展,都显示出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总之,从迄今为止的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说《周易》乃迄今所见“中国学术文化之总源”,一点儿也不为过。一部中国学术文化史向我们昭示:从诸子百家到三教九流,均可从《周易》中发见其思想元素。因此,《周易》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中的地位,是迄今所见到的任何其他典籍都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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