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属性是人最觅要的基本域性之一。人生的命运是人们通过各类主观活动能动地作用于社会，而又受到社会运行各类因素的影响、制约而留下的印迹，自然带有浓颅的社会性特征。人生命运的社会性涉及的方面很广，但其对人生命运影响最大的方面主要表现为：历史阶段的变革与人生命运的改变。
从古至今，无论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任何人都是出生、成长、发展于特定国度的特有历史阶段。人的生命体的生长、成长均与社会历史条件关联甚大，而人的命运则与人所处于的社会阶段、社会环境史加密不可分。在奴隶社会，落后的生产力与野蛮的奴隶制度，使绝大多数充当奴隶的人们一辈子处于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超鏺劳动、备受折磨的悲惨命运之中；奴隶们的人权更是无从谈及，奴隶被作为牺牲—样任窓买卖，个人的主张与参与社会事物的权力均全部被扼杀，奴隶们的命运一辈子都在极低的层次徘徊。
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演变，比奴隶社会有所进步，但作为封迷制度的剥削与压迫的社会本性并没有改变，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不断出现和激化。对生于地主阶层的少数人而言，其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过着饱食终日、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作为千百万辛勤劳动，直接创造粮食、布匹、逑材等生活资料的农民、工匠等，却长年吃不饱、穿不暖，且受到政治上的严東压迫，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地主阶层与广大农民的命运可谓天壤之别。就连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一些当时的知识分在生活上也常处于贫困的包围之中。一代诗圣杜甫以悲凉而激愤的心情在所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叹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兎茅。茅飞渡江洒江郊，卨者挂胃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床头屋漏无一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褡湿何由彻！安得广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人生命运，特别是受安史之乱的影响，格外的飘忽不定，低沉凄凉，与他所处所遇的社会阶段与相关事件密不可分。
当历史的脚步跨人社会主义阶段后，时代环境较之奴隶社会、封逑社会有了根本性地改变。新中国诞生以来，使长期处于受汛迫、受剥削下的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及其他社会劳动者，从根本上改善了生存的物质条件，并成为共和国政权的支撑者，其政治权力、民主权利及个人创造发展的权力不断完畚，绝大多数人的命运状况不断改善。
特别是进入了改箏开放的新阶段后，在国家一系列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方针、政策指引和激励下，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火山般地煤发出来，由此更广泛、更深刻地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在经济领域，大批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地干出了自己的事业，创造以前难以想像的业绩与财富。从养猪幵始起家，到成为全国“饲料大王”，再到涉足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而成为“首富”的刘永好及其兄弟；从因家穷初中未毕业即辍学回乡务农，到承包小孢农机修理厂，再到大规校、高水平的生产“万向节”等汽车零部件，苕业收入上百亿，并在国外建立收购十几家企业包括美国的上市公司的魯冠球；从一个普通的一无钱财、二无靠山的靑年学生，凭着敏锐的眼光与勇于开拓的气质，充分利用闻际风险投资基金，最终在美国NASPAQ上市，而被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的张朝阳，等等。他们的人生都随苕历史的进步与新的社会阶段的来临，而乘上了国家命运盛昌的快车，体现出稳定趋好型或先抑后扬沏的命运态势。
在人们政治命运方面，还体现于在社会政治与某些上层逑筑的积极变化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得以根本性的好转。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数十万知识分子或因敢于直言时弊，或因提出不同工作意见，或因不经意得罪了某些人，或因政治上不够成熟、处理某些问题方式不当，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强行的扩大和提升了，相当多的人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国家的希望与栋梁之材，一下子坠人到社会底层；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渊博、粮于专业、学有造诣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被“文革”的狂飙横扫落地，“臭老九”等讽刺性的称谓，成了他们的代号。政治上的低人三分，知识反成了罪过，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陷人了很深的低谷。当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旗高高飘扬，知识、样重人生之风劲吹神州大地之时，无数的知识分子，从迷惘、失意、落魄中重新振奋起来，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日益提升，国家不但为他们构筑了运用知识、体现价值的若干科技与产业平台，还有相当一批人，被迅速提拔至县、市、省乃至中央的各级领导岗位。他们人生的命运经历曲折与低谷后，以强劲的势头向上延伸。
可见，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背杲的变革，将形成、催生出国家、民族命运之转折，而国家、民族的“大命运”的态势必然波及、作用、体现于个人的“小命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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