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术与民本主义思想，上述这种原始的、粗糙的天人感应观在占星术中一直有很深的影响，给占星术打上了深深的神学的烙印。但是，天人感应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西周初。这种变化的显著特点是：它不仅强调人与天有感应关系，而且特别强调这种感应的双向性。在这种双向性中，天既有监临人间的权威性，也有因人的行为道德转移意志的可变性。《周书》说:“皇天尤亲，惟德是辅”。这是对这种双向性的最好说明。人只要有道德，老天也只能跟着他跑，去辅佐他。在这种关系中，人显然居于主动的地位。人的主观能动性、道德水准是第一位的，而天意则是第二位的。这种天人关系的变化，显然给天人感应说注入了新的富有人本色彩的内容。
这种天人双向关系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进一步得到了完善。董仲纾并没有否定天的绝对权威性，相反，他认为天是一位极严格的监察神，对人间的一切洞察秋毫，一发现过失，立刻就会降下天谴，毫不留情。但是，他又强调•天和人并不是处处都是对立的，两者又有统一的一面。就其统一的一面而言，天人是一体的。天和人具有血缘关系，是人的曾祖父。他这样来描绘人与天地的对应关系：天有三百六十度（一周天的度数），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厚度，人有形体骨肉；天有日月，人有耳目；天地间有川谷，人体有空窍、血脉；天地有各种气象变化，人则有喜怒哀乐情感的变化。人的头圆而上昂，这像天的圆而在上；人的头发像星辰，口鼻呼吸像风，如此等等。（参看《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这种对应，虽然不免显得牵强附会，机械穿凿，但他却毫无疑问地论证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天即人•人即天，天人一体，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就大大地加强了天人感应说中的人本内容。
占星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只要翻一翻董仲舒以后的占星书就可以知道，不管占星家列出哪一种表吉凶的天象，无不要罗列出种种人事的表现。这就等于说，天象的吉凶祸福都是有条件的，并非任意出现的。这种条件就是人本身的行为。要想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景星光耀，瑞气氤氳，首先必须国家政治清明，人君有德，百姓乐昌。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即使天象出现了某种凶兆，只要人们能及时调整、改善自己的行为道德，也可以化凶为吉，转祸为福。占星家把这种消除灾祸的方法叫作“救”。例如：
《洪范•五行传》说：“凡日蚀，改行修德即灾消除。不改，应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而灾成。”
京氏《对灾异》说：“人君骄溢专明，为阴所侵，则有日蚀之灾。不救之，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怀谦虚，下贤受谏，位有德，禄有智，日蚀灾消也。”（均引自《开元占经》）
天人感应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讲天对人的监察，预示吉凶，都是有政治针对性的。君主首先是受监察的对象，其次是皇后和大臣。其意图是借天的权威性来制约君权。因为在封建时代，王权是至上的，任何人为的监察制度都不会对他起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只有借神权来制约一下他。这一点，完全为占星术所吸取。在占星书中，所有天象的吉凶祸福都可以同君主搭上关系。很多天象变异动不动就意味着君主死亡，或遭受篡夺、杀戮之祸，这对他是有致命的威慑力的。所以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出现天象变异君主自责省过的记载。从这一点上说，占星家的占辞在很大程度上对君主的行为过失是一种规谏或警诫，是借天意以规范君主行为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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