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曾在稷下活动，而且在当时声势最为显赫。稷下是当时一切重要学派活动的非常集中的地方，所以有必要谈一下稷下学者们对阴阳五行的看法。
战国时期，统治齐国的陈氏家族做了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亊，在齐国都城临淄稷下之地开创了一个相当于现在国家级社会科学院的高等学府，史称“稷下学”。一时学者云集，司马谈所说的阴阳、儒、法、名、墨、道德六家在当时的代表人物纷纷来此，蔚为大观。
稷下学的设立始于齐桓公陈午，而贯穿于此后齐国的全部历史。齐威王时，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这种鼓励民主言论的做法，为稷下学的兴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政治、社会条件。在齐威王和齐宣王交替时期，稷下学曾一度衰落；宣、湣时期，由于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而且士的地位很高，于是天下贤士毕集。齐湣王晚期，稷下学者四散他去，到齐襄王复国之后，稷下学又随之恢夏，但已难现往日盛况。
据现在人们所掌握的材料，稷下学者有孟子、荀卿、公孙固、鲁仲连等儒家人物；宋妍、儿说、田巴、尹文等名家人物；慎到等法家人物；邹衍、邹奭等阴阳家人物；淳于髡、田骈、接予、环渊等道家人物；此外还有一些难以归为那-家的—些游说之士。当然，这黾的分类只是相对而言，只是标明稷下学荇思想主旨之纷繁复杂。
除邹衍外，稷下学矜论述阴阳五行的似乎颇多。稷下黄老之学的集成之作《管子》中，《幼官》、《幼官图》及《五行》诸篇都提到五行思想；《四时》、《五行》诸篇都提阴阳思想，据《荀子•非十二子》，孟子也提到五行说。这里先谈一谈《管子》中的阴阳五行观念；然后考察一下思孟五行观。
《管子》中论及阴阳五行的言论，主要见于《幼宫》、《幼官图》、《轻重已》、《四时》、《五行》等篇。要言之，一方面是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最根本的道理，原理或总原则，用来说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四时》）;另一方面是认为通乎阴阳二气，就能书天地。“万物有极，然后有德，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于阴气所以事地也。”因此国家政务应顺乎阴阳而合于四时，否则就会得祸；而五行就是正天时之具。简单说来，就是如何依据阴阳五行而处理国家事务，这种观点在《吕氏春秋》的《月令》等篇中得到详细的论述，所以也有人认为《月令》出于《管子》。不过，《管子》中的阴阳五行说还是很肤浅的。
孟子也稷下呆过，当然他混得很不如意。孟子在稷下的时间在邹衍之前，据说他已讲五行，但现存的《孟子》中没有对五行的解释。说孟子接着他的老师子思（一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的弟子）讲五行的是在邹衍之后也在稷下混过的荀子，荀子讲子思“案往造旧说，谓之五行。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十二子》)后来孟子也跟着讲，以为仲尼等可能会因为这而为后世所重。但是，《孟子》中无对五行的解释，传说为子思所作的《中庸》中也没有。考虑到荀子在稷下曾“三为祭酒”，有人认为荀老先生可能是误把邹衍当成了孟子。这种可能性不大。荀子在稷下活动的时间虽然靠后，但是也不会距孟子、邹衍的活动时间很长，还不至于以讹传讹。当然，《非十二子》中没有提到邹衍，确实也有点奇怪，说把邹衍之说视为孟子之言的可能性也有。思孟五行说失传，后世注解《荀子》的人大都没有切确根据地把荀子所批判的五行看作仁、义、礼、智、信五常。这里姑存其说，留作参考。
总而言之，从种种迹象上看，稷下学者讲论阴阳五行的，而且持肯定态度的，不止邹衍一人，想来阴阳五行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观念。随着岁月更迭，阴阳五行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秦统一全国前夕，秦相吕不韦召集宾客作《吕氏春秋》遂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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