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所提倡的“易简”与“时变”观念，也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
《易传》特别推崇“易简”，将平易和简约视为乾、坤的最根本属性和功能。其《系辞传》说：“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读作智），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乾意味着事物的开始，坤意味着事物的完成。乾以平易为智，坤以简约为能。所以乾坤容易被人理解和顺从，受人亲近而有功绩，从而成就圣贤的德业。这是以乾坤卦象为纯阴纯阳，简单明了，但它是六十四卦的基本要素，所以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系辞传》又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裹裹者。”这是说，乾卦的德行刚健而平易，却告人以险难之事；坤卦的德行柔顺而简约，却告人以阻塞之事。因此，以乾坤两卦为门户的《周易》，能悦人之心，能解人之虑，判断天下之吉凶，使人奋勉不息。这又是从简易的角度，说明乾健坤顺乃卦象与事物的基本法则，此即《系辞》所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阴阳简易之理乃《周易》的最高法则，所谓：“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传》）
《易传》的此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对《史记》的写作，其《乐书》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此论“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完全取《系辞》文：“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意，以为大乐必易方能深入人心，大礼必简方能使人遵从，从而起到和谐心灵、规范人世的作用。其《叔孙通传》也对叔孙氏为髙祖定礼仪，为简易，大加赞赏，其中说：“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髙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髙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于是，招集儒生三十余人，根据时代的需要，制定了简易的仪法。
《易传》推崇“易简”，更推崇“时”。在《易传》中，论述最多的莫过于“时”，大概有六十余次之多。其中讲到要“察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传•贲卦》）；由观天文，察时变，于是便能“明时”，“君子以治历明时”（《象传•革卦》），制定历法，说明四时的变迁；由对“时”的知解，进而转到人类对“时”的运用，它要求人们必须“与时消息”（《彖传•丰卦》），“与四时合其序”，“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传》时机未到，要“待时”，“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传》）；时机到了，要“与时偕行”，“君子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文言传》），终日奋发，努力奋斗，与时间共同前进，“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彖传•损卦），“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卦）；时机一旦转变，就要“趋时”，“变通者，趋时者也”（《系辞传》），在变动的时代，必须追随时代的发展，“随时”加以变通，否则就有被淘汰的危险；总之，用时要以“不失时”为其最基本准则，“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传•艮卦》）。
司马迁《史记》也深受《易传》“时”论的影响。《史记》多言“时变”，将“时变”作为一个重要范畴来使用。此范畴即来源于“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及“变通者，趋时者也”。司马迁论述天官的职责说：“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史记•天官书》）“深观时变，察其精粗”乃“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变文与引申。观测天文，察其精微，考其古今变化，是天官的根本职能。司马氏以此作为其著《天官书》的重要指导思想。
上文所引司马迁记述叔孙通为汉高帝定朝仪，也特别突出“时变”。叔孙通召集儒生三十余人参与其事，有二人以为叔孙所为不合古代礼法，不肯应召。对于此种行为，司马迁专门引了叔孙通一句话予以贬斥：叔孙通曰：“若其鄙儒也，不知时变。”并于太史公论赞中颂扬叔孙通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叔孙通列传》）“进退与时变化”，也即《易传》所谓：“进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与时消息”。
其《货殖列传》以赞赏的态度叙述陶朱公的事迹说：“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有择人而任时。”“与时逐”也即“与时消息”，并明确提出了“任时”的概念。又赞扬白圭说：“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以“乐”说明对“观察时变”的态度，用“猛兽挚鸟之发”形容“趋时”，言辞犀利，褒扬之情跃然而出，可见其对《易传》“变通趋时”说的尊崇。据此，司马迁更极力赞扬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贏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义，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同上）“与时俯仰”也即《易传》所说的“与时消息”。而有些一时爵高权贵，最终祸患及身的人，也是由于“不知时变”所致。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史公评论所说：“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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