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阴宅风水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秦及西汉时期，阴宅风水基本上处在一种表面沉默的状态，从史籍中找不到有关其活动的记载，此时出现的两种风水著述《宫宅地形》和《堪舆金典》，也不是专论阴宅风水的。一种是专论阳宅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还有一种《堪舆金匮》包括了择日的内容，又有地理的成份，可能其内容与阴宅风水有些关联，但全书已佚，现在也很难断言。第二阶段在东汉时期，此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以谶纬神学和迷信思想充斥而著称，有关阴宅风水的记载也多了起来。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也许是袁安的经历。袁安为东汉名臣，官至司徒。据史载，袁安之父死了，其母命袁安访求墓地，在路上碰到了三位书生，询问袁安到哪里去，袁安告诉他们正在为安萍父亲选择墓地。书生听说后，即手指一地，谓袁安曰：葬在此处，会使你家代代有人做大官（三公）。说完眨眼就不见了。袁安感到很奇异，就听从了书生的话，不想袁氏果然代代贵显，成为东汊三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世家之一。对照一下史书的有关记载，袁安之后，其门确实四代都有人做到三公的高官，三国时期与曹操争锋的袁绍就是袁安的后代。这个故亊附会的色彩很浓厚，但它首先将墓地与死者后代联系起来，把鬼魂降福后代子孙与死者是否能有一块好墓地的关系加以明白揭示，而这正是阴宅风水学说最基本的理论支点。这种观念当然还是来自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阴宅风水只是把它发挥到极致罢了。同样的例子还有东汉的吴雄，史书上说，吴雄年幼时家里很贫穷，母亲去世后，他选择了一块别人都不要的墓地，并且也不等什么吉日，很快就把死者安葬了。别人都说他这样做会导致灭门之祸，他也不听不顾。谁料吴雄及其子、孙三代都做到廷尉的大官，成为东汉有名的法律世家。合观袁、吴昨故事，说明墓地与后代吉凶之间有紧密联系的观念，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阴宅风水学说可以算是初步建立起来了。
秦汉时期尚未见到阴宅风水的专门著述，只有东汉王景所撰《大衍玄基》，其中有冢宅（坟墓和住宅）方面的内容。但全书篇幅不大，又只是选择收录了一些“适于事用者”，想来不会有多少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阴宅风水获得很大发展的时期，有关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常用方法都已略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许多封建士大夫都信奉阴宅风水学说，还产生了阴宅风水的专门著作。并且，由于晋代统治者推行孝治，渲染孝行，社会上也极为推重所谓“孝道”，而把包括阴宅风水活动在内的丧葬仪式看做是孝行的最好体现方式之一。这样，阴宅风水便很方便地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挂上了钩，并因此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同前几个时期相比，此时关于风水活动的记载也有明显增多的趋势。我们在这里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如曹魏管辂以术数知名，一次，他随军西行，经过毋丘俭的墓地，下马倚树哀叹，精神不乐。有人问;也为什么悲伤，管回答说，看到毋丘俭的墓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三载，其应至矣。”这里所提到的“林木虽茂，无形可守”，以及东（苍龙，亦称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方形势，正是后来风水学说的重要内容。’又如晋代著名学者郭璞为人相墓，晋怀帝微服往观，问丧家何以将墓地选在“龙角”之地，传说这是要有灭门之祸的。丧家回答说：郭璞说过，这是葬在“龙耳”而非“龙角”，当致天子问。其中提到的“龙”，是阴宅风水学说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再如东晋名臣陶侃贫贱时，父死将葬，忽然家中的牛走失了。陶侃外出寻找，路遇一位老人，告诉他说，在前面的山岗处见到有一牛卧地，若以其处为墓地，后人当位极人臣<而后又指一山说，此处也是一块好墓地，葬者当代代出二千石长官9说完就突然不见了，陶侃找到牛后，就听从老人的话以其地为墓地，又把另一块地方让给朋友周访，周访之父死后就葬在那儿。后来，陶侃成为东晋一代的名臣，周访以下也三代为益州刺史，执掌州政达四十一年之久。后世以“牛眠地”为墓地的代称，就是脱胎于此。这个故事与我们在前面引述过的袁安的经历颇为相似，极有可能是同一个来源。此外，东晋另一位名臣羊祜也曾与阴宅风水发生关系。他曾有一次碰到一位相墓的术士，说他观察到羊祜祖先墓地有帝王气，也就是说羊祜或其后人有做帝王的福命。可是如果将山岗凿'穿，帝王气就会漏泄。羊祜听说后，出于惧祸心理而真的凿开山陇。相墓者偶过见到了，又说，就这样也能庇佑后人做到三公的大官，不过，这人的上臂难免要摔断。结果羊祜有一次骑马坠地，而摔断了胳膊，最后官至三公而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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