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会稽上虞有“孝女曹娥”碑，碑文为东汉末邯郸淳所作，碑阴另有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圣(齏)白”，为名士蔡邕手笔，但文意令人费解。才思敏捷的杨修- a 见此八字便有了答案，用的就是离合汉字形体的方法:“黄娟， 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之子也，于字为‘好’。齑(齏)白，受辛之器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原来是蔡邕对邯郸淳碑文的赞辞。类似的考释碑文的逸闻还有一则:汉代太尉许馘的碑文，年久磨灭，他的孙儿们重加镌刻，并题八字“谈马砺毕，主由数七”于碑阴，人们不解其意。后世学者徐延休经推敲后破译道:“谈马 ‘许’字(马在干支属午，合言午为“许”字)，砺毕‘碑'字，主田‘重’字，数七‘立’字(七为六加一，合六一为立字)。”即“许碑重立"四字。
用离合汉字的形体来治学或考释文物，不失为做学问的一条途径，但绝对不可滥用，不可借来穿凿附会。就像治病用的偏方，它能对某些病例有奇效，但不能对付其他的病，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在学术研究中是有深刻教训的，本世纪80年代初有关“李自成之死”的学术争鸣中就发生过此类偏颇事例。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区的牛迹岭，这是史学界早已作过的结论(详见1956年《历史研究》第6期金毓黻、李文治等《关于大顺军领袖李自成被害地点考证》一文)。但随着1980年湖南石门]的一批清初奉天玉和尚的文物出土，不少人重提清明中期何磷的“李自成石门夹山寺为僧”的臆说，认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兵败后禅隐夹山寺。争论遂起，波及全国。有的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运用新发现的乡土文献资料《程氏宗谱》、《金氏宗谱》、《朱氏宗谱》、《弋闯志》、《九宫山志》 等，确证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程、金、朱三姓地主武装之手(详见童恩翼《李自成之死》，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 ;问题本来已经可以定论了，却又冒出了题为《试揭李自成隐终夹山寺之谜一隐事析疑与隐语破译》的一篇奇文(载于1984年《陕西师大学报》第二、三期)。
此文用大量篇幅对出土的奉天玉和尚的文物搞拆字、离合字形的“考证”，如“把‘主’字移点而成为‘玉’字”，奉天玉乃是“奉天主”，指李自成;夹山寺有梨木雕刻《梅花百韵诗》残板，“‘梨’音同‘李’，‘木’音同‘某’”，“故‘梨木雕刻’即‘李某雕刻’”，“‘李某’可以解释为李自成”;碑文“补刻‘徒’字，即可解作‘徒乃补之!’”，“‘补之’即闯王部属李过”;刘暄为“留以宣示后人”;“野拂为‘野佛’谐音”;奉天玉墓葬的“‘护碑'文字暨图像内含‘闯王陵’三字”;“如姓蒋的这个‘蒋’字，拆开而论，则‘十，(草)加‘将’。如李自成愿以‘蒋’字为子嗣的隐姓，则正好包含‘草莽将来’的寓意一起于草莽，寄希望于将来”，凡此种种，不- -而足，完全把做学问引入了岐路。
世间的事物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度则为滥，滥则不可收拾。人们在利用文字的离合来考释文物、研治学问时，切莫重蹈上述那篇奇文的覆辙，否则将钻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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