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和基础。辛亥革命冲击了父权制的封建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家庭伦理和家庭关系。但是它并没有触动传统的性别制度,相反,在袁世凯等旧式军阀、政客把持政权时,还继续提倡以维护三纲五常为内容的封建名教.刮起倒退复古之风。然而，这股复辟势力遭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迎头痛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封建纲常礼教逐步解体,新的伦理道德规范渐次建立起来,出现了传统家庭伦理向近代的转型。
传统家庭伦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周朝贵族建立起来的父权制性别制度。
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由此决定婚姻是实行严格的外婚制和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这种父权制的性别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性别等级的划分:男女间的等级表现为男尊女卑,妇女间的等级既随所从的父、夫、子的男人的身份地位而定,也根据自己本身所获得的身份角色而不同1。直到19世纪末,在将近3000年的漫长历史中,这种性别制度和两性关系的格局,基本上是因袭下来了。当然,因袭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变化。在宋代,这种制度进一步演 化为父权-夫权制。它表现为已婚的妇女把丈夫的家族看成自已真正的和永久的归宿,不只是生儿育女,更要相夫教子,指望丈夫和儿子的成功作为自己价值的体现。宋代以降,这种夫家本位的礼制习俗,在传统八字命理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在讨论标准模型的六亲网络时,就已经谈到传统论女命的那种“先看夫星,次看子息”的固定程式。这也就是《三命通会》上说的:
或问妇人何利?利在夫星。夫利其妇必利,夫困其妇必困。妇人从夫,先观夫星,以定出身贵贱;再看子星,以察晚年之荣辱。官煞财得地,夫利也。食神得地,子利也。夫利则出身富貴,一生享福;子利则晚年厚养,褒宠诰封。
辛亥革命后,传统命理学跨进了转型时期,这种对女命的论法是否出现了转变呢?近代命理大师徐乐吾说:
女命与男命,看法不同,非命理有殊,乃妇女在社会上之习惯地位不同也。何谓习惯地位不同?男命不论格局高下,总以运行旺地,事业发荣为美。妇女从夫为正,夫利其妇必利,夫困其妇必困。无本身独立之事业,即使自己运途平常,而行夫旺或子旺之运，同作佳运论之。夫贵妻荣,子贵母福,不必自己创建事业也。
韦千里说:
女命看法,与男命无大异。惟女重夫、子二星。取用之道，能夫、子、自身,三者兼顾最妙。否则宁愿自身较弱,夫星和子星,切不可受挫。再次必须顾全夫星，更次必须顾全子星。总以夫、子两全者为上命。至少或夫、或子,有一可靠。若全不可恃,则为下命决矣。
这里,丝毫闻不到一点时代的气息。徐乐吾和韦千里的说法,跟明朝中叶的《三命通会》如出一辙。那么,把现代心理学引进八字研究的潘子端,在其《命理新义》“女命论”中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看女命者,先视全造气象晶明或挥发。此由于男女生理有差,非故意创新立异也。乾健坤顺之说,非吾国人所特有,亦世界人类生存之根本大原则。
他接着解释道:
按女造气象贵晶明忌挥发,由于男女之根本差别。男性为前进的，主健。女性为保守的,主顺。保守者宜晶明,前进者宜挥发。女性为保守的,实因养子之责,端在于女。怀孕之妇,不宜远行,不宜过劳，皆使女性趋于保守一途。又人类生长极慢,入世十年,步行尚有不稳者,需要母性保护,实较他种动物为甚。
虽然潘子端用了较为现代的言词，以女性为母的养子育女的天职来说明其“保守”性，实际上跟传统的观念没有多大的差别。
诚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呐喊，也曾推动过现代的女权运动,并带来了一定的现实影响。比如1930年出台的民国民法草案中,就承认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然而,这部自民国四年就开始制定并经历了15 年之后方才推出的民法,并不彻底废除纲妾,即规定如果妻子明认或默认丈夫纳妾,不得以此作为离婚的理由;确认妇女有姓名权,但婚后妻子须在其本姓前冠以夫姓，等等。“可见,第一部现代法律也像清朝遗老的发辫一拖着长长的一条封建尾巴。"因此,这个时期,传统命理学对于女命的认识依然如故,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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