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与爻辞

周公与爻辞

 

周文王为什么不写出爻辞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法写。六十四卦所包容的东西太多了，怎么能够写得清楚。八卦可以说只是一个复杂的推理公式，根本不需要用文字来说明。并且周文王发明后天八卦是为了自己能够预测得更准确，通过八卦来提高自己的统治能力，而不是想著书立说，让天下人都了解它、学会它，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那么八卦的卦辞与爻辞是怎么出现的呢?

 

《周易正义》中说：“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子十翼也。”当然，文中所言并非全对，比如十翼并非孔子所作。不过孔子虽然没有创作出十翼，但对十翼进行过修订。并且周公参与了爻辞的编写。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他辅佐武王灭掉殷纣。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即周公所作。灭商后的第二年，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不久便病故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需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纪》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的去世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

 

周公称王后，周公的哥哥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能够扫平，周文王苦心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基业就会毁掉。可当时，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

 

周公于是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姜子牙和召公爽。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事前进行了占卜，发布了《大诰》。

 

周公摄政第三年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首恶管叔，擒回并杀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过较轻的蔡叔。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一直把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东征以后，周朝再也不是一个“小邦国”，而成为东至大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要求统治重心东移。在灭商归来的途中，武王就曾与周公商量过要在洛水与伊水一带建都的事情。为的是周天子在新都召见诸侯，偏远地区的诸侯便不至于走太远的路程，因为洛水与伊水一带位于周朝疆域的中心位置，而平时周天子仍可以在镐京执政。周公东征班师之后，便开始在洛水和伊水一带寻找适合建都的地方，这就是传说中的“周公卜洛”。周公称王的第五年，正式营建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阁、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于湛水西和湛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新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东都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湛、涧四条小河汇流其问。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周朝以后，洛阳仍然成为不少帝王建都之所，现在已成为历史名城。

 

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制礼作乐”是周公为了周王朝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项重要谋划。“礼”强调的是“有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有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格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周朝不得不接受殷朝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在继承王位制度上，殷朝是传弟和传子并存，所以导致了“九世之乱”。周朝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自周公以后才有了嫡长子继承制。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来说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尽管这种制度不是很科学，到春秋战国时代便暴露了它的弱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无疑形成了一种以周天子亲信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的政权机构，是一种远较殷人的统治更为进步的架构。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公制礼作乐期间，唯恐失去天下贤人。有时周公正在洗头，却有贤士来访，周公便急忙停止洗发，握着尚未梳理的湿发接见客人；有时客人来访时周公正在吃饭，周公便吐出口中的食物，聆听贤士的教诲。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的典故。

 

《易经》的爻辞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周文王在羡里排列的六十四卦卦序及所作的卦辞，本身便包含着对周国未来的忧虑，并且卦序中包含着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文王八卦以乾父坤母作为六十四卦的开始，其中喻示着父母所生的子子孙孙在发展壮大中互相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因此而产生的命运吉凶。周文王用八卦预言了人类在新时期的灾难将来自于人类本身，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会在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发生战争，所以他在八卦中也提出了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即以礼来加强父与子、君与臣等不同阶层的约束力，使人们能够在礼的约束下减少因利益而发生的冲突。

 

其实，从黄帝开始，中国土地上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兄弟之间的战争。即使表面上是华夏民族与东夷、荆蛮、匈奴等外族的战争，但其实质上仍是伏羲、女娲的后代之间的战争，是兄弟与兄弟之间的战争。正是无数次的战争使更多的兄弟们被驱赶到了偏远地区，形成了更多的外族，渐渐忘记了把自己从中原赶出来的人正是自己曾经的兄弟，以至于秦始皇当了皇帝后还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认为自己是东夷的后代。而东夷这个民族正是伏羲曾经统治的民族。

 

而文王的八卦也预示了周国的发展及对周国未来的忧虑。对于这一点，精通《易经》的周公自然很清楚文王的苦心，于是他便让手下大将南宫括及一些I-师为文王的八卦加上爻辞。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以周兴殷亡的历史教训告诫下一代官员，以保证新建立的周朝得以长治久安。因此，爻辞本质上是传授周初圣王治国平天下的成功经验的政治教材，只是利用了占筮的框架作为设教的手段。所以爻辞中映射了灭殷兴周的历史。

 

爻辞的写作风格大部分引用了古诗歌。一般是先引古歌，类似“比兴”；再作占辞，加以判断。如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也有变体：或先占后引，如咸九四：“贞吉，悔亡。-瞳憧往来，朋从尔思’。”，或引占错杂，如未济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或有引无占，如贲六四：“贵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或有占无引，如大有上九：“自天{；占之，吉，无不利。”总之，《易经》爻辞的编撰体例为古歌与占辞相参互。

 

古诗歌的引用使《易经》的文字富有文学意味，表达更加鲜明生动。如《中孚》“得敌，或鼓，或罢，或注，或彩”这条写胜利归来后的情景，有的击鼓庆贺，有的因疲惫而休息，有的激动得落泪，有的欢乐喝彩，绘出一个极其生动的画面。

 

再如《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逐”，用羊人篱笆无法进退，比喻人在生活上由于做事莽撞而陷人进退两难的窘境，很好地表达了所在爻位的吉凶喻意。

 

而爻辞的吉凶判断，则严格根据卦象及爻位等辩证关系进行推理，有着极强的占卜功能。而加以历史典故及古诗歌(有些古诗本身便与上古时期的卦名有关)主要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含义，并且使阅读者不要忘记周兴殷亡的历史教训。如《旅》卦中的“丧牛于易”是指殷先祖王亥亲自赶着牛群，到河北的有易部落进行商业贸易活动，不幸被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所杀的历史事件。《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日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家人》一卦似指周室，周文王被囚于菱里，文王臣属齐心协力积极营救，因此能够使文王脱离困厄。与《家人》相对应的是《睽(kuf)》卦，该卦似指殷纣王之事，殷纣王一味取悦妲己，唯妇言是听。初九爻似指殷纣王性格乖戾，所以称为“恶人”；九二爻似指妲己人宫之初；六三爻似指殷纣王缺乏人君应有的风度；九四爻孤立无援，似指殷纣王，其中的“元夫”似指周文王；六五爻似指殷纣王荒淫无道；上九爻似指殷纣王所作所为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

 

通过以上所叙，可以看出《易经》爻辞之内涵是多么丰富!可以想象出周公及其所指定的编写人员付出了多少心血!其爻辞不但与文王的八卦次序相统一，而且很好地概括了灭殷兴周的历史，并且引经据典，用古诗歌的形式形象地表达吉凶。全经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令人叹服。

 

周公除了参与并指派人员进行爻辞的编写之外，还应该参与并指定有关人员编写了解说《易经》的文献，即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易传》相似的内容。《史记》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现在有学者考证，认为“序”字为“排列次序，编排”之意，而并非创作。并且根据一些古文献的记载，发现在孔子之前便已经有《易传》方面的文献，并且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十翼》也并非孔子当年所“序”的《十翼》，而是经过孑L子之后的历代儒家多次修改过的。

 

在周公时代，《易经》已正式形成了——即卦画与经文的形成，并且出现了解读《易经》的相关文献。《周易》经过孔子整理后，才成为儒家的经典，至汉武帝后，称之为《易经》。后人将不带《易传》的《周易》称为《周易古经》。事实上，在孔子之前便已存在经传合一的版本，并且也有不含《易传》的《周易》版本，甚至还有只有卦辞而没有爻辞的版本，这些版本在内容上与孔子所传的《易经》不尽相同，存在一定的区别。可见《易经》所包含的内容应当更广泛些，要比孔子所整理的内容更为丰富。

 

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周公死后，成王将其葬于文王墓旁，以示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不但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还给世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易学资料。正是他与卜官们编著的爻辞，为易学开辟了义理学派的先河；使《易经》除了占卜功能之外，还能够以其博大精深的哲理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