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玄学溯源。民国小学大师黄侃先生曾撰有《汉唐玄学论》一文，因为篇幅不大且又兼涉经学，向来不为讲魏晋玄学的人所注意。不过，也正因为有上述的特点，从汉、魏学术史的角度看《汉唐玄学论》，又能有别于一般偏重玄学本身的论述，而于学统一面见出汉、魏学术思想的沿革。值得注意的是，黄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与玄学兴盛有关的三部典籍：“论吾土中世玄学之书，以三伪书为最懿。其思想突驾前人，而启辟后来之途径者，不可忽也。”这里的“三伪书”，指的是《列子》、伪《古文尚书》和《孔丛子》。《列子》属道家典籍，后人斥为伪书，至今仍聚讼纷乡云，众说不一。倒是伪《古文尚书》和《孔丛子》两书，一般的看法是由曹魏时期的经学家王肃所伪造。王肃学承东汉经学家贾逵和马融，偏于古文经学的一派。这就启发我们从古文经学的一面去深入研究玄学的“出处”。
西汉的学术，除了道家黄老之学仍维系着自己的一脉单传外，基本上是儒家经学一统天下。汉初，便有《五经》博士的设立。从汉文帝到汉宣帝，《诗经》有齐、鲁、韩三家，《书经》有欧阳生和大、小夏侯，《礼经》有大戴和庆普，《易经》有施雠、孟喜、梁丘贺和京房，《春秋公羊传》有严彭祖和颜安乐，先后立于学官，俨然为儒学的正统。这些经文本子，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隶书，而大义则由师徒父子口耳相传而来。到了西汉末年，围绕“五经”的典籍产生了今、古文的冲突。本来，所谓“今文”，即指上述的隶书文本，而“古文”，则为散在民间、藏于壁中，用汉以前的古文写定的文本。但事实上，古文经学的兴起，不仅仅是与今文
经学所据经文的文字字体不同，而且经文的字句、篇章等等也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因而从基本观念到整个的诠释体系都有所区别。这样，在儒家独尊的局面中，居然在儒学内部先起了变化，今、古文经学两派，由攻讦、辩难而至于相互融摄，已然伏下了儒学衰败的隐患。
起初，今、古文经学恪守各自的畛域，并行而不相混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广学博闻，转益多师，兼通了今、古文经学。有见于当时两家的互相问难，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参合今文经学为辅，遂成一家之言。其时，学者正苦于今、古文家法、师法的驳杂繁难，遂翕然相从而师事郑玄。这结果，便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的：“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经学历史》）由于郑玄学宗古文经学，所以尽管他先学了今文经学的京房《易》，但自己注《易》时仍本诸民间费直一派的古文经学。联系曹魏时期，名士荀爽、王弼注《易》，均承袭费直古文《易》的系统，或者可以看出两者间的隐晦、曲折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今文经学家偏于“经”，强调儒家经学的神圣性和不变性；古文经学家则偏于“史”，侧重对经学作历史的理解。由这一面看，从古文经学的兴起至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参合今、古文经学，竟是不期然地于两汉大一统儒家政治中激起了一圈不大不小的涟漪。汤用彤先生曾在《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中指出：“魏晋经学之伟绩，首推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均源出古学。今学本汉代经师之正宗，有古学乃见歧异。歧异既生，思想乃不囿于一方，而自由解释之风始可兴起。”（《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64页）汤先生由两汉今、古文经学的歧异推至魏晋自由解释的风气，见微知著，允为一代大师。到了曹魏时期，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兼以曹氏父子喜好形名法术，经学果然衰落了。魏明帝时，司徒董昭上疏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三国志?魏志?董昭传》）另一位士大夫杜恕也上疏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三国志?魏志?杜恕传》）至此，作为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儒家思想已不复往日的统摄力量，理性遂有更进一步寻找宇宙、社会和人生依据的要求。正始玄学的兴起，便是自觉地顺应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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